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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乐是中国深厚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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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7年06月30日 11:24 http://www.china-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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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1日正式出任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和总指挥的阎惠昌，到今年已经成为香港中乐团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艺术总监。对于香港回归10年间的变化，阎惠昌坦言：“回归前后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变化。”
上海的民乐有着江南丝竹风格，广东主要是潮州音乐，而北京富有“帝王之声”，香港因为没有文化地理上的标志，也没有地方风格，全世界优秀的、对中乐有兴趣的作曲家都会被邀请参与创作，这形成香港自己的特色
1997年6月1日，阎惠昌正式出任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和总指挥。这个儒雅的中年人笑言自己与“7”、与香港中乐团很有缘分。1987年，他第一次被香港中乐团邀请，举行了专场音乐会，不曾想10年之后，他竟接过了这里的轮舵，而至今2007年，又一个10年整数过去，他已经成为香港中乐团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艺术总监。
同一种音乐，在华语世界，叫法殊异。“中国内地称为民乐，中国香港称为中乐，而在新加坡的叫法则是华乐。”阎惠昌的足迹同样遍布于这殊途同归的四个地域：1954年，生于陕西，先后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和上海音乐学院，曾在中央民族乐团担任首席指挥；1993年，受聘担任新加坡风格公司古典音乐制作部音乐总监；而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正式入主香港中乐团，成就了自己事业上最为辉煌的10年。
香港中乐团自1977年成立开始，历任艺术总监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从创团的吴大江到今日的阎惠昌，均是杰出国乐高手，既能演奏多种中乐器，又懂作曲编曲。“吴大江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出身，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1976年指挥新加坡华乐团在香港演出，第二年就被挖来香港创立了香港中乐团。”历任总监中，只有石信之是香港本地人士，出身于西洋交响乐指挥，“他所带来的先进的交响乐团的管理经验，是留给香港中乐团最大的财富。”阎惠昌入主香港中乐团10年间，乐团在国际上的声誉日隆，更在2001年完成了公司化改革，成为世界上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中乐组织。
阎惠昌坐在香港上环市政大厦7楼的乐团会议室里，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会议室里，张贴着即将推出的香港中乐团与黄耀明的合作演出海报。中国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对接，在香港这块土地上格外自然，而在此之前，中乐团与王勇（崔健从前的乐手）的合作音乐会获得了很高的评价。阎惠昌身处香港这块最合适变革的土壤，通过包括乐器研发、乐器改造、曲目现代化、跨界合作等一系列举措，让中乐在强势的西洋交响乐中突围而出，获得了香港市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现在，香港的政府高官出去访问，带的都是香港中乐团，而不是交响乐团，因为中乐才是中国深厚文化的体现。”
《第一财经日报》：你最早是如何接触音乐的？
阎惠昌：我第一次接触音乐是在7岁，要多谢我的二哥，他是一个中学老师。他当时买了一支笛子，但他吹笛后感到头晕，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上了中学之后，我又接触了很多乐器，比如板胡和三弦等，我在学校里非常活跃，还成立了乐队，因为缺少老师，我就自己教其他学生乐器。高中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直接留在学校任教，但我拒绝了。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中国第一个科班出身的民乐指挥？
阎惠昌：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指挥系的学生，包括一个民乐指挥，两个交响乐指挥和两个合唱指挥。而民乐指挥的设立是第一次，我的老师是著名的民乐家夏飞云。当时所有从事民乐指挥的人，都是半路出家，要么靠一些老演奏家自己摸索着指挥，要么由交响乐指挥客串。事实上，我毕业之后，大概才招了第二个学生。我学习的过程，也是老师们摸索教学经验的过程，当时有三个老师带我一个学生，几乎所有音乐学院的课程都要学。所以我不仅要学习民乐指挥的理论，也要学习交响乐指挥的理论，同时也要兼顾作曲等课程。当时虽然很累，但让我对于中乐和西乐都有了了解，并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中央民族乐团？
阎惠昌：我1983年进入中央民族乐团，任乐队首席指挥兼乐队艺术指导，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批一级指挥，当时我33岁，是全国最年轻的一级指挥。我在那里呆了8年，后来到了90年代初，有一股文艺圈的下海高潮，我也想离开乐团试一试，就做起了个体户、自由人。
《第一财经日报》：那段时间你主要做些什么？
阎惠昌：主要和中央交响乐团合作，给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录制音乐（比如和赵季平合作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记者注）。这种工作我很熟悉，因为之前在中央民族乐团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还受聘于北京的四通集团，做电脑音乐，就是用电脑做民族乐器的音色。当时，我对电脑一无所知，完全是从头学起。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新加坡做的也是类似的工作吧？
阎惠昌：是的。我到了新加坡，跟拿索斯（Naxos）签约，继续指挥灌录唱片，也做电子音乐。之后我再签约新加坡风格唱片，用电脑作曲，当时还录制了一些电脑作品专辑，效果相当不错。我对科技一直很有兴趣，并不排斥电脑音乐和音色。
《第一财经日报》： 1987年你首次接触香港中乐团，当时印象如何？
阎惠昌：那时我还在中央民族乐团，和他们第一次合作，他们的水准让我很吃惊。很难想象单单一个城市居然有一个这么高水准的中乐组织。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很多地方工作过，香港中乐团的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阎惠昌：香港是第一个在中乐团引入交响乐团管理的地方。乐团很独立，没有政府干预，找任何人合作都有可能，比如乐团至今30年四任艺术总监中，只有一个香港人。香港也很国际化，现在乐团里85位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招聘公开，从而保证公正。我们现在委约、委编的曲目有1700多首，同样出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上海的民乐有着江南丝竹风格，广东主要是潮州音乐，而北京富有“帝王之声”，香港因为没有文化地理上的标志，也没有地方风格，全世界优秀的、对中乐有兴趣的作曲家都会被邀请参与创作，这形成香港自己的特色。
《第一财经日报》：2001年开始的公司化，对乐团有何影响？
阎惠昌：2001年的公司化，并不是私有化，依旧保持了政府资助的机制，但是由理事会管理。现在公司化已经进入了第七年，好处已经体现得很明显。公司化之前，我们每年演出17套曲目，在学校和社区的免费演出50多场，现在曲目有25套，学校和社区的免费演出有70多场。公司化之前，政府的管理存在着死板的问题。比如说在接受捐款这个问题上，所有捐给香港中乐团的款项一定要先上交到政府，由主管的高官来决定，但是最后往往不会回到香港中乐团。公司化之后，捐款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香港的中乐普及做了很多工作？
阎惠昌：我们在香港创办了非常多的民乐节日，例如2001年的香港胡琴节、2003年的鼓乐节、2005年的笛箫节和2006年的古筝节。这些节日拉近了香港市民和民乐之间的距离。此外，为了节目种类的丰富，我们也和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合作，有音乐剧、舞蹈、戏剧、舞台灯光、电子音乐、流行音乐、诗文化、茶文化、绘画、书法、插花等。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待中乐的前景？
阎惠昌：华人作曲家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比如谭盾和其他留洋的作曲家，也有些一直在内地的，如郭文景和赵季平。当年日本政经力量强大时，财团不断赞助外国乐团，并为起用日本指挥和演出日本作曲家的作品提供丰厚的财力支持，从而令西方世界认识到日本音乐家的才华。现在中国国力日渐强大，相信中国的音乐创作发展也会愈来愈好，中乐作为中国最值得推崇的传统文化之一，也许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香港中乐团也有专门的乐器改革小组，进行传统乐器的改良和研究。现在我们使用很多新的改良过的乐器，音色之间的配合更和谐，更适合大编制的演出。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香港的10年，也是回归的10年，觉得香港有何变化？
阎惠昌：回归前后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变化。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香港人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尤其是中间的两件大事，一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二是SARS，所有香港人都感同身受。之后，香港人对于传统的重视和对于内地的认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变化。本报摄影记者/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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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尹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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