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象，波澜起伏的《王朝》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斯派林确实相信，美国受众就是那个样子。
似乎有点类似木桶理论。最短的一截木板决定了整个木桶的水容量。对电视而言，最短的那截木板一定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限的观众，电视节目的那桶水就不能超越他们的承受范围。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立概括说，为了满足这样的目的，受众被儿童化了：
“对电视业来说，电视是一个儿童政权。受众被想象成具有儿童般的品德和特性。电视话语称呼电视观众为儿童。当然，这个政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控制着每个地方的所有电视。但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目标受众群越大，他们被儿童化的程度就越高。”
引文出自约翰·哈特立：《电视学，电视研究》
这样的说法，想必会完全出乎中国学者和电视人的意料。在普遍的观念中，电视和其它大众传播媒介一样，是传播信息、宣传政策、传递美、提升民族文化品位的工具。的确，把观众当作儿童的论点，似乎有点缺乏理论的严肃性，吉特林的比喻也出自其为美国电视网的工作经验，而美国三大电视网全部是综合性的节目。不过，如果不讲究理论表达的完整性、全面性，电视儿童化的观点确实揭示了电视生存的客观现实：
电视是一个市场，电视机构是生产商，电视节目是产品，电视观众是顾客。电视的产品不象奶油蛋糕，吃完就没了，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消费不构成消耗。一万个人消费和一百个人消费，并不影响产品本身的成本，却肯定能带来更多的赢利。同时，制作的产品必须感染和赢得顾客，使他们自愿放弃其它活动，使他们相信所播放的内容正是值得他们放弃并投入宝贵时间来享受的一种快乐，不只是选择去看电视，而是选择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去看这个频道。因此，电视机构无论从提供的节目数量还是节目质量本身，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公众成为自己的受众。电视工作者往往遇到这样的矛盾：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作为广大群体的受众，还是作为个人的受众？在节目播出时称呼“各位观众”，而心里想的只能是“广大观众朋友”。电视需要生存，就需要把受众的数量最大化，而把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小化。
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频道、任何节目，必须考虑观众的平均理解和接受水平。即便在电视传播窄播化、频道内容专业化的时代，任何一个电视工作者都不会拒绝高收视率。道理很简单：一本图书的读者太少，可以通过减少发行量，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而电视节目观众太少，能作的调整十有八九是降低制作成本，最终影响节目质量。即便在频道专业化的时代，专业化只是聚集了一群有共同需求和爱好的顾客，而电视产品最终还是要通达他们的平均接受范围。
谁都希望自己的目标观众是大富翁游戏里的主角：30岁出头，年轻，富有，时尚，有品位，爱化钱，今天买汽车明天订别墅；谁又都希望自己的节目有高收视率，主持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这样的奢望时时折磨着电视人：你指望30多岁的成功男士在街头追着问你要签名呢，还是指望一大群用看猩猩的眼神包围你的人们明天都去买汽车？
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首先，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好事，作为视听觉的大众传媒，受众的总体层次不会高过平面媒体的读者；其次，有些电视工作者以为自己的定位是与节目的定位、观众的定位相对应，节目在高端，观众在高端，自己也就在高端。这就像说海鲜鲍翅店的老板要比麦当劳的老板更体面、更富有一样荒唐。电视工作归根到底是服务，而且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被服务的人越多越好。观众即便不是儿童，也是一些“游来荡去而且还喝着啤酒的家伙”。看电视不是他们的义务，让他们看电视才是我们的义务。
那些“游来荡去而且还喝着啤酒的家伙”，究竟为了什么坐在电视机前，乖乖地听任流荡的视像的调遣？电视观众究竟为了什么去看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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