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伍德沃德酝酿30年之久的新书《秘密线人》所显示的，由于替“深喉”保藏秘密，历史成了唯一的输家，而新闻界和社会道义则是这出戏剧中的赢家
当某些新闻记者宣称，为了民主、生命，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尊严起见，他们不能泄露消息的来源，这话听起来不免有自命不凡或是谋一己之利的嫌疑，因为他们本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如果有人声称，这项原则应该高于法律，甚或高于宪法，那他的话起码会显得空洞无物，因为，我们早已熟悉某些记者，这些人一贯以撒谎、歪曲事实、暗箱操作为能事，一边还不忘哗众取宠、剽窃他人。但尽管如此，这项原则仍值得人们的大力辩护——“深喉”的故事就是这项原则的一个最佳注脚。
借助“深喉”——鲍勃·伍德沃德水门事件报道中最隐秘和最得力的线人，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两人所作的水门事件的报道一下子使两人名扬天下，而这些报道又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并使得由本·布莱德里和凯瑟琳·格雷厄姆主编的《华盛顿邮报》成为全世界新闻记者效仿的榜样。
伍德沃德的这本新书《秘密线人》，从定稿到出版仅只花了10天时间——紧随马克·费尔特于5月31日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就是“深喉”之后。但实际上，这本书早已酝酿有30年之久了，草稿也早就写就了。这本引人入胜又极富可读性的作品勾勒了伍德沃德与其消息提供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记录了伍德沃德在替费尔特保密时经历的种种焦虑与不安，以及他对费尔特告密的动机抱有的困惑。书中的对话保持了本真的风貌，值得读者信赖。
关于费尔特缘何成为告密的“深喉”，许多人宁愿相信，这种情形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并非蓄意为之。当伍德沃德碰巧见到费尔特时，这位史上最神秘的线人正呆在白宫的一个会客厅里。当时，伍德沃德还在海军服役，而费尔特则是联邦调查局的后起之秀。也是从那天起，费尔特成了伍德沃德在新闻界早期岁月的导师兼消息提供人。到1972年6月水门窃听案发生之时，费尔特已经是FBI的二号人物了，且已经给伍德沃德透露过不少重要情报。因此，在FBI对水门事件的调查遭到白宫方面的刻意阻挠之后，还有什么比继续向伍德沃德透露情报更自然的事情呢？正如伍德沃德写的那样，如果你事先不知道“深喉”是谁，那么你不会怀疑到他，但如果你认识他，一切就显而易见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显而易见性使得该书的故事性大打折扣。哎呀！定期向一名优秀记者透露情报的可靠线人！他还是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重要人物，为了使调查继续下去而不惜向记者泄密！而认为尼克松故意冷落费尔特，不让他执掌FBI，以及费尔特由于尼克松对联邦调查局横加干预而嫉恨在心，这种说法就更使得费尔特的泄密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但为何尼克松政府没有早早发现谁是泄密者呢？正如伍德沃德所披露的，其实，尼克松政府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但为时已晚，那时尼克松政府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如果你当时年纪太小，以至于对水门事件没什么记忆的话，而现在你想要从《秘密线人》中找到当年一系列事件以及尼克松辞职缘由的清晰的叙事脉络，那你恐怕要失望了。在这个篇幅不长、侧重描写私人经历的故事当中，水门事件只偶尔轻描淡写地被提到。尽管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凭借“深喉”的情报而捅出整个水门事件真相的说法早已不攻自破，而如果某些好奇的记者想要获悉他们揭穿水门阴谋的始末，那么这本书也不能提供什么满意的解答。想要全面了解水门事件，除这本《秘密线人》之外，你还得要读一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于70年代中期合写的讲述水门事件的必读书：《总统班底》以及《最后时日》。而事过境迁之后，读这本《秘密线人》，你将难以发觉“深喉”的重要性，因为书中对于“深喉”泄露的情报着笔不多，并且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情报关键之处何在。
但或许就应该如此。只有那些无聊透顶的人才会把当年的英勇事迹吹嘘个不停，而伍德沃德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也并不沉迷于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他还承认了自己当年犯下的某些过错，这些过错曾使得费尔特深感不快，这种率直是令人欣赏的。他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述了“深喉”怎样向他发出联络信号的故事。“深喉”坚持使用间谍们的一贯做法，在需要接头的时候，他会将花盆搬到阳台上，作为联络暗号。这个故事早已为人熟知。但作者也没有刻意去美化这个故事。他只是向我们展示了费尔特性格的一个方面，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费尔特当年确实相信，他在冒着巨大的风险。
《秘密线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两大问题：告密人的动机问题以及记者对线人应担负的责任问题。为什么当初费尔特要告密？一旦我们得知，后来费尔特本人也曾授权手下特工干过非法闯入的勾当，那种想当然地认为费尔特出于对尼克松的义愤和因没有被提拔而耿耿于怀因而告密的说法就显然说不过去了。为此，他受到审判，但后来得到里根总统的大赦而幸免囹圄之灾。这种种遭遇可能解释了他当初的奇怪做法：在“深喉”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尼克松被迫辞职下台后，他依然没有向世人透露自己就是“深喉”。在内心深处，他极有可能对自己背叛联邦调查局的行为怀有某种复杂的感情。
除非费尔特把当年的事情记在了一个日记本上或一本隐秘的回忆录中——我指的可不是他发表于1979年的那本——我们将无从知道费尔特当时的想法。伍德沃德以稍显累赘的篇幅向我们讲述了后来的一些事情。他在2000年与86岁的费尔特重新取得联系，发现费尔特的记忆已经衰退。自那以后，这位老人的记忆衰退得更加厉害。这种情况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消息提供人丧失了健全的记忆之后，在线人死亡之前一直保守秘密的承诺，是否因此就可以不遵守了呢?伍德沃德认为，不可以那样做，这一点他显然是正确的。
而其中更重大的问题，则涉及为告密人保守身份秘密的责任问题，这个问题更能引起现在人们的兴趣。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尼克松手腕更强硬的话，并且已经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推上了法院，而法官为了查出泄密人，要求他们两人将相关文件以及笔记交出来，而且最高法院也拒绝受理此案，那么，这个时候，两人或者《华盛顿邮报》应该遵照执行吗？没有哪一位读过《秘密线人》的读者会回答“应该”。当年，人们本可以轻易地识破费尔特的身份，因为伍德沃德在其备忘录中将“深喉”称之为MF,让人以为是“myfriend”的缩写，这种手法也未免太笨拙了吧。但人们一定不会认为，一家有布莱德里和格雷厄姆那样有胆略、有见识的编辑坐镇的报纸会默认：即令法律践踏了新闻职业的行业规则，你也必须遵从法律。
这项原则之所以重要，不仅有现实的理由，也有道德上的原因。尽管整个新闻界和受到保密的线人不会因为一次线人身份泄露事件而受到全盘影响，但每泄露一次，就会造成一次伤害。而对于单个的记者来说，泄露线人身份的做法或多或少都是致命的：如果你泄露了一次，还会有人向你第二次提供情报吗？伍德沃德在书中提到一点，他说他后来的那些依靠与许多官员们的秘密会谈而写成的书，轻易地就得到了出版，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信守了与“深喉”的约定。这种说法应该不假。对于记者和编辑们，此事还给人留下一个实际的教训：知悉线人身份秘密的人越少越好，保守的时间越长久越好。
道德上的理由也同样很有说服力。假如你答应过一位告密者，说你将永远不泄露他的身份，但之后你却背弃了你的诺言，这个时候你何以面对你自己？而那些信守了诺言的记者，比如伍德沃德、伯恩斯坦以及另一些将“深喉”的秘密保藏了几十年的人，则可以扪心无愧。正如《秘密线人》所显示的，由于这些人的忠诚守信，历史成了唯一的输家。而新闻界和社会道义则是这出戏剧中的赢家。
（Latwp授权刊登李海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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