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人拉贝和十几位传教士还有其他在南京的一些外国商人发起了“南京安全区”，利用他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拍摄《拉贝日记》的德国纪录片导演莱蒙德·雷认为，拉贝的纳粹身份非常微妙，但是这段德国人不了解的历史却很有讲述的必要
在拉贝500平方米的院子里，最多的时候住了300多难民。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11月6日晚，中国传媒大学的综合放映厅，由歌德学院邀请来到北京的德国纪录片导演莱蒙德·雷（Raymond Ley）的作品《拉贝日记》（Nanking 1937, Tagebuch eines Massakers 又译《南京1937，屠杀日记》）刚刚放映完毕，观众席上一位军人站起来，向台上的导演行了一个军礼以示敬意。在莱蒙德自己看来，“南京的这段历史德国人并不了解，很值得讲述。拉贝的这本日记也很有讲述的必要。”他找到了当时亲历这段历史的12名中国人，寻访了很多历史学家，还找到了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以及当时的日本兵作为参照。“我的重心就在于，记录这些时代的见证人会说些什么。”莱蒙德说。
“我拍的罪行已经超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忍受的极限”
莱蒙德拍摄纪录片一般采用目前最为流行的纪录剧情片（docudrama）的模式，就是用演员来还原当时的历史，让语言中抽象的历史变得直观起来。然而拍摄《拉贝日记》，他选取了更为传统的纪录片模式，约翰·拉贝（John Rabe）是他这部纪录片中没有出场的主人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职西门子公司的拉贝和十几位传教士还有其他在南京的一些外国商人发起了“南京安全区”，他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利用他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保护了大约20万～25万中国人。这也是吸引莱蒙德拍摄的一个理由：“德国人的心态比较复杂，大家都认为纳粹不可能成为英雄，所以拉贝的这段历史一直也有很大争议。”
在德国，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日记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在他的一个孙子托马斯·拉贝的努力下得以出版。在那以前，人们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英雄。莱蒙德最初起意要拍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读到了这本书。“拉贝是汉堡人，我也为汉堡的一家电视台工作。”拉贝家的后人也都在汉堡生活，给了他不少拍摄的便利。“恰好这个时候，法国的Arte电视台来找我，问我想不想拍这个故事，于是我就开始动手了。”
他到了南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帮助下，跟亲历大屠杀的人们交谈，“很震惊，我曾经采访了一位九岁就被强奸的妇女。这是难以想象的。这在电影中也很难传达，人们很难体会到一个九到十岁的女孩被一个二十来岁的士兵强奸是怎样的感受。我认为这种感受是无法表达出来的。”与由同样题材的美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梦魇》相比，莱蒙德更多采用的是幸存者口述的形式，只有一些场景气氛借助演员来再现。没有很多冲击力很强的镜头，采用的资料片也没有非常惨绝人寰的情景。但光是幸存者和当年的日本兵的口述，就已经十分惊心动魄了。因而当台下的学生问：“您在本片选择的南京被采访对象是否不够典型，表现得不够残忍？”一贯不动声色、沉默地将自己裹在一件黑色风衣里的莱蒙德急切而震惊地反问：“你认为这还不残忍吗？我拍的罪行已经超过作为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德国人可以忍受的极限了。”
在莱蒙德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也就是2006年底的时候，当年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已经很难寻访到了，“他们许多当事人或是发疯住院，或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还有许多已经逝世。我们在日本只采访到其中的一个士兵。”另外几个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日本兵，“都是由一位日本女士所介绍，她几年前出版过一本日本老兵的访谈录，并在事先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拍摄了整个采访过程。”
他们经过了很久的努力，才说服日本老兵的家人同意莱蒙德的团队使用这些影像资料。“因为当事人的家人本来不愿公开这些采访。日本的右翼势力曾经威胁过他们，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宣称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
纳粹VS英雄：拉贝的双重身份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莱蒙德觉得，可以从两个原因去分析拉贝的义举。1934年，拉贝就已经加入了纳粹，“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纳粹”。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拉贝还很难知道纳粹后来的暴行，“像拉贝这样在外国、在南京生活的德国人，要想了解法西斯内部是如何运作，就只能通过报纸。而报纸上的信息肯定是通过审查之后的，因此人们在南京得到的关于德国的消息肯定是模糊的，甚至是另一番景象。并且那时还很少有血腥事件发生。”拉贝对中国的爱，在莱蒙德看来，也是他帮助南京人的重要原因，“拉贝在南京生活了三十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已经不是一个德国人了。南京已经成为他的家乡。”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在拉贝500平方米的院子里，最多的时候住了300多难民。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而在《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杨克正则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拉爸’”，很多人都还记得“‘拉爸’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纳粹党徽在当时的南京所起的作用，“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处境。”莱蒙德说，“在大屠杀后期，那些佩戴着纳粹标志的德国兵走过南京的街道时，他们可以对日本士兵说‘希特勒万岁！’或是‘圣诞节快乐！’，然后任由他们去实施大屠杀。这样的情景对于德国人反而是合情合理的。而如果你把一个佩戴纳粹标志的人（指拉贝）与某些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德国人会觉得很奇怪。”
莱蒙德认为拉贝是个“在政治上很天真的人，他很善良，但是笃信希特勒。他给希特勒写很长的报告，要求希特勒制止日本的暴行，还给日本大使馆写抗议信，当然这些都没有下文”。1938年2月，拉贝离开了中国回到德国，很快他因为四处演讲、揭露日本的暴行而被盖世太保逮捕，释放他的条件是不再作类似的演讲，也不出版自己的日记。而在二战结束后，拉贝作为纳粹党员更是饱受折磨，在他的晚年，他曾经帮助过的人们从南京给他寄来食物和微薄的钱款，他只能靠这些过活，直到他1950年逝世。“他的日记一直被他的姑母埋在地下过了很久。他的姑母还健在，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她觉得纳粹身份很丢人。”
而在纪录片当中，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避难者们在我的花园里排成行，并向我三鞠躬。其中不少是年轻的女孩子。所有人感谢我保护了他们，挽救了他们，只可惜这事不能善始善终。如我所料，他们递给我一封感谢信。”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封信上写着：
“你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你救千万人于困顿危险之中。
愿老天保佑你，
愿幸福常伴于你，
愿上帝永远保佑你。
你的安全区里的避难者们。”
Profile人物档案
莱蒙德·雷（Raymond Ley）：
1958年生于德国卡塞尔，拍摄有《洪水之夜》、《出于对德国的爱——捐赠丑闻》、《拉贝日记》等纪录片作品，曾经获得2006年德国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2005年汉堡电视节电视纪录片人大奖等多项大奖，在欧洲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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