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50年前，黄晓同是新中国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第一代指挥家，回国后，他是上海第一位指挥教育家；10年前，他离开奋斗了一辈子的讲台；3年前，他患上血管炎，无法走路，不能说话；而现在，这位75岁的老人再度精神矍铄地站上指挥台
“停！中提琴二声部怎么没声音？”黄晓同用洪亮的声音打断疾速而行的恢宏乐章。乐手们停下弓，面面相觑。指挥眯眼扫了一眼乐队，“哦，二声部的人没到，还在路上呢。”老人灵敏的耳朵和幽默的言辞，引得乐队一阵欢笑。他笑着摸摸稀疏的白发，拿起放大镜，凑上总谱：“来，我们继续从第21小节开始。”
3月14日，黄晓同与钢琴家许忠首次合作的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许忠以“艺术的重生”来形容这场音乐会，而黄晓同自己则说：“我在死亡悬崖边转了一圈，还是挣扎过来了。现在，我还能在指挥台上挥一挥。”
50年前，黄晓同是新中国派遣到苏联留学的第一代指挥家，回国后，他是上海第一位指挥教育家；10年前，他离开奋斗了一辈子的讲台，“我干了37年，教了80多个学生”。他的学生们，结集为中国指挥界“第一梯队”——汤沐海、陈燮阳、张国勇、王永吉、余隆、谭利华……
3年前，黄晓同患上血管炎，走不动路，无力说话，“住院出院折腾了十几次”。而现在，这位75岁的老人再度精神矍铄地站上指挥台。许忠说：“这是音乐带来的奇迹。”
想学到真本事，就去上海找黄晓同
“我很担心，这次演出结束后，他的身体能不能挺住，”黄晓同的妻子张乐平每天都陪丈夫去排练场，“他太兴奋了，排练的时候毫无感觉，回到家，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每一次排练，黄晓同都由学生专程送到排练场，老人拄着拐杖出现在乐队面前时，边脱下大衣，边喘气，连带着费劲的咳嗽。但进入排练状态时，他又极其亢奋，指挥到激昂的乐章，总会情不自禁“嚯”地站起来，跟着旋律大声哼着，用尽全力挥舞指挥棒。
“音乐就是他的命，”张乐平微笑着叹气。她知道出院才三个多月的老伴，为这场演出会消耗太多体力，“他是靠针药维持着身体活力的，为了音乐会他会奉献一切。”这样的操心，张乐平几乎持续了一辈子。
“文革”时期，留苏回来工作了6年的黄晓同被关进牛棚，外界都在批斗这个“反革命”，但张乐平坚信他是“国家培养的人才，一心热爱音乐热爱祖国”。一场灾难性的浩劫过去，黄晓同恢复教授身份，把所有精力投入教学。张乐平发现，丈夫时时刻刻都闷头于教学，“哪怕回到家，他也在弄教材、听交响乐、看总谱。他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长清清楚楚，脑子里只有音乐。”妻子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有朋友问黄晓同的儿子念几年级，他都糊里糊涂地说，“大概还有两年吧”。张乐平笑着说：“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清楚。”最终，儿子学的是视觉艺术，而不是音乐。
但提起每个学生的个性，黄晓同却如数家珍——汤沐海情感充沛，出国时间最长，思维方式很西化；陈燮阳指挥经验丰富，能运作一个大乐团；余隆很机灵，能把握住社会机遇，在北京操办国际音乐节普及古典音乐；张国勇挑的是重担，在中国把歌剧一部部啃下来，做的是另一种贡献。
37年教学生涯里，张乐平看着黄晓同对每一位学生悉心关照，“他手把手教学生拿指挥棒，教他们一点点找感觉，真是像喂饭一样一口口喂大。”在妻子眼里，黄晓同是个“直来直往，感情充沛”的性情中人，“有时会得罪人，也会遭学生反感。但学生最后都会把这个老师铭记于心。”
“以前我上课，谁背不了总谱就被我赶回去，”回忆起多年前的教学风格，黄晓同仰头大笑，“指挥家的基本功就是背总谱，音乐必须刻在心里，而不是只在眼里。”他知道学生们背地里骂他古板、苛刻，不通人情，但他相信“等他们真正站在指挥台上成为一名指挥，就能体会我的话”。在他退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纷纷邀请黄晓同前去指挥，妻子说，除了西藏、延边这些地方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交响乐团，都去培训过了。”
指挥家李德伦曾说：要想靠师傅的名气出头，那就到北京找我；如果想学到真本事，就去上海找黄晓同。而余隆曾感叹：“我的一生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外公丁善德，一个就是恩师黄晓同。”
“未完成”的人生交响
黄晓同追寻音乐道路，是受大哥黄晓庄的影响。
他与兄妹5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他们的祖父黄幹夫为贵阳达德学校的创始人，叔祖父黄齐生是民主斗士，革命家王若飞是他们的表伯。“祖父喜欢琴棋书画，我们也耳濡目染。父亲爱好小提琴，收集了许多音乐的留声机唱片，经常放给我们听。”抗日战争时期，黄晓同一家颠沛逃难至重庆，大哥黄晓庄在陶行知的育才中学念书，得到这位教育家的赏识，“他觉得哥哥是学音乐的人才。”遗憾的是，大哥在跟随王若飞去重庆谈判返航时，意外遇难。
余下的5位兄弟姐妹，立志延续大哥的音乐梦想——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从事声乐，弟弟黄晓和做音乐理论研究，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而黄晓同，则意外走上指挥道路。
1950年，黄晓同在文工团拉了半年小提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整个学校只有百十来人。”他并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17岁才真正接触到钢琴。虽日夜苦练琴艺，成年的双手却无法更柔韧地适应键盘。所幸，他有一双异常灵敏的耳朵。有一次，匈牙利民族歌舞团到学校演出，所有人都觉得好听，可惜没有谱子。黄晓同听了几遍唱片，硬是把和声旋律全记下来，写成总谱。
黄晓同超常的耳朵轰动了学校。1954年，全上海赴苏联学指挥的唯一名额，落在他头上。“当年，六个中农的年收入加起来，才能供我们一位留学生一年的费用。”去莫斯科之前，黄晓同领到了他这辈子从没穿过的西服、大衣、皮鞋，“所有的装备，都是国家为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准备的。”
激情、兴奋、压力和嘱托，让黄晓同5年的留学生涯被音乐所填满，“几乎每天都在熬夜读书，如饥似渴”。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师从一代宗师亚历山大·高克（Pr.Alexander.V.Gauk），他的同门师兄里就有穆拉文斯基、梅利克·帕萨耶夫等人。他是高克门下唯一的中国学生，“教授总是跟别人说，你们看看他的手！那里面全是音乐！”黄晓同还记得，高克为自己单独上课的一天，满教室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他们都想看看被教授称赞的那双手。
如今，这种盛况也在黄晓同身上延续着。在老人排练的每一个夜晚，从7点至10点，指挥台后都坐着手持总谱的人。他们中，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的年轻人，有来自各地方乐团的中年指挥家，也有功成名就的许忠，每一个人都拿着笔，边听边做笔记。
“钢琴和指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要做指挥，就需要黄老师替我把关。”许忠虔诚地说，“我是他的学生。我想，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希望黄老师能多指挥几场，那是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老师实现心愿的机会。”
这场重生后的音乐会，对于一辈子在讲坛而非指挥台的黄晓同来说，意义非凡。他为音乐会选了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部舒伯特写于25岁时的作品，只有两个乐章。或许，这也暗示着黄晓同75岁的音乐人生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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