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
陌生而伟岸，硬汉派小说家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和他笔下主人公菲利普·马洛留给人们相似的影像。在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一张广为流传的票选榜单上，钱德勒位列150年来侦探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男作家，而马洛则战胜福尔摩斯，成为最受欢迎的男侦探。他们姗姗来迟，于近期登陆内地，新星出版社推出了钱德勒生平创作的7部长篇小说：《长眠不醒》、《再见，吾爱》、《高窗》、《湖底女人》、《小妹妹》、《漫长的告别》、《重播》和短篇小说集《简单的谋杀艺术》，其中代表作《漫长的告别》和《重播》为内地首度引进。
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领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与智力游戏般的古典解谜式推理小说大相径庭，也不同于“黄金时代”的“安乐椅式”侦探小说。于3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的雷蒙·钱德勒，则被视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最高水平。他曾言，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幻想写一部“人人都在作品里无忧无虑散步”的小说。
“骑士侦探和流氓侦探的分裂已经在硬汉派中产生并会越变越大，后者的粗暴足以使他和他的对立者很难区分开来”。在钱德勒的定义中，硬汉人物要具有骑士般的思想。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男演员都以能扮演钱德勒笔下的“有着黄金般心灵的骑士”侦探马洛为荣，“因为马洛的确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流氓侦探’”。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心怀悲悯，却以冰冷的面具对抗无边黑暗的现实。在钱德勒冷静的叙述中，马洛和读者一道，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的现实相遇，他的小说由此告别了单纯的案件叙述模式，进入现实主义的社会观察和人性书写，被美国权威文库《美国文库》誉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
不用“死尸”吸引人的侦探小说
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女儿，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是一个奇特的美国家庭。老迈而富有的将军请马洛去寻找他的女婿，他的两个女儿却阻止马洛采取进一步行动。马洛本来只是找一个失踪的人，却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只认识钱的混混儿、最有情意的流氓、同性恋者，他需要一个一个打交道，用他利如刀锋的语言、智力，和疏离、冷酷的态度找出线索。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各式人物依次出场，透过侦探马洛的眼睛，把美国社会的“众生相”显现出来。
作家阿城认为，对于真正的钱德勒迷来说，凶手是谁不重要。而首次把钱德勒小说翻译为汉语的翻译家傅惟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说道：“钱德勒把握故事叙述节奏的能力好极了，他懂得使用闲话，而他在故事中讲的闲话又正是人们希望知道的观点。”傅惟慈翻出小说《高窗》朗诵了其中一段，作为钱德勒巧妙地把自身对上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的剖析藏于人物对话的“证据”。
傅惟慈背了一连串马洛的话：
“警察也是人呀。”“他们以前是，我听说。”
“他说得很慢，非常吝惜自己的气力，就像一个歌舞女郎节约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
“她脸上的笑容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下一点工夫，那笑容完全可能变得很媚人。”
傅惟慈认为，硬汉小说出现之前，流行的是“舒适推理”小说，这类小说主张“舒适的犯罪”，故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乡村、大学、豪华古宅里展开，故事只是一场推理游戏，谋杀也不具备太多的真实感，案情的终结不依靠侦探程序，而是通过推理或者直觉获得解答，而最后凶手被查明、秩序被恢复之后，所有人物（包括凶手）也是有礼貌、有教养的（除了仆人），而“钱德勒不用死尸吸引人，他用笔下弥漫的现实的孤独感、挫败感和愤世嫉俗吸引人。”
事实上，除了广袤的社会现实凸现了钱德勒小说的“现实性”之外，文本中呈现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大大丰富了对钱德勒小说的阅读体验。作家黄集伟认为，钱德勒充分展现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属性——复杂地再现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简单地交代一个情节或者故事，“他甚至不放过街头上一个混混。《高窗》的第三章，他要见默多克太太的时候，门口有一个擦车的。擦车的告诉他，她其实在家，她故意说她不在家。这个擦车的混混就说，一个女人应该有一个上班的丈夫和一个不上班的男人。他连这些都不放过。所以在读钱德勒作品的时候，我会伴随他这种复杂性的描写，感受社会生活更为复杂性的一面，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凶手到底是谁。”
“上帝”的另一只手
创作于1954年，《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这一年，比作者大18岁的妻子因病离世，他备感孤独、压抑，沉迷于酒精，之后一度中断写作，隔年自杀未遂。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马洛遭遇了新的考验：遇到了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特里·伦诺克斯，再加上一张价值5000美元的“麦迪逊肖像”。马洛需要为特里·伦诺克斯的“过失杀人”展开调查。而案情水落石出时，马洛和特里?伦诺克斯的友情最终毁灭。悲情再次笼罩了马洛。“钱德勒总是专注地写挫败，在他笔下，没有一人不感到挫败，即便是有钱的人，按成功模式生活的人。”导演牟森在接受采访时说。
出版人止庵则认为，马洛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形象，既不是非常新，也不是非常旧，正好跟现在的人的精神状态很契合。他锲而不舍的事情往往是道义上的事情，但他又冷酷得有点过，有点玩世不恭，有很多冷幽默。“他消遣的这种解构的东西，跟咱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其实很契合”，“提到钱德勒，就能想到夜晚、想到夜色中的城市，昏暗不定的灯光，一个人面对世界孤独的感觉。”
钱德勒不注重小说场景的描绘和人物心理的描述，然而这种简洁的叙述和机智、短小的对话，却又把小说的写作艺术和美学价值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中，描写现实细节。牟森认为，钱德勒文本的魅力在于“他笔下的城市，及一个男人在城市里的孤独感和挫败感”。而他早几年读钱德勒，还不会有现在这种现实感和触摸感，“因为只有在一个急速扩张的城市中，才可能看到更多黑幕，才会有司法之外的领域需要马洛这样的人”。在他看来，马洛令人心碎的地方在于：钱德勒试图让他成为“上帝的一只手”，怀抱道德理想介入现实，最后又宽恕了一切——即便是有罪的人，“宽恕了太多，而自己最后却未能获得赦免，因为主人公们总处于无边黑暗的现实。这与钱德勒对人世的看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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