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将不同国家十个民族的近百位音乐人和上百件古老乐器汇聚一处，该是怎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5月的上海，无数好奇的目光关注着这场史无前例的聚会。
4月30日至5月5日，“放歌世博——2008上海世界音乐周”，非洲、伊朗、印尼、西班牙的音乐家和中国贵州、云南、新疆等地的民间演出团体组合为5台音乐会，相聚上海音乐厅。
第一场音乐会上，当12位非洲鼓手头顶90斤重的大鼓、手持狩猎长矛赤足登台时，台下观众即刻沸腾。这群男孩披着红绿白相间的布隆迪国旗，以欢庆的盛典鼓点宣告开启音乐旅程。“对我们来说，这次演出像是一场竞赛。”20岁的非洲鼓手特伦斯笑着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也是世界各地音乐家展示各自国家音乐文化的机会。他拍着高齐腰部的大鼓说：“在我们国家，鼓象征王室的权威，象征和平与友爱，鼓是布隆迪人的魂。所以我们把鼓乐带到了中国。”当晚，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非洲小伙子在台上汗流浃背地欢舞。以往，他们的演出都在户外举行，这次中国行却挪到了室内音乐厅，但狭窄的舞台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发挥，反而让他们的弹跳更加有力，鼓声更加集中震撼，引燃了整个音乐厅的气氛。
“这次音乐周，就像是一场寻找奇花异草的旅行。”作曲家何训田说。
是的，每个晚上，只需坐在台下聆听，便能完成一次滑翔世界的特殊旅行——从非洲小国布隆迪游历到亚洲中部的图瓦共和国，从辽远的新疆塔里木盆地挪移到狂野奔放的西班牙……每一种音乐，都渗透着地球另一端土壤里的历史和文化。
世界音乐人的聚会
5天，近百位音乐家，上百件稀奇古怪的乐器，构筑了一个极难用语言描述的纷繁世界。
5月3日晚发生在上海音乐厅后台的一幕，或许能印证这种缤纷有趣——那一夜，距离演出还有一个小时，62岁的新疆乐手吾斯曼·斯地克从自己的休息室踱步到另一个房间，发现里面的印尼人正在修整四件庞大古怪的乐器。乐器底座是一块四四方方、雕功精致的木架，里面安插了十多根竹筒，竹筒上又横绑着大小不同的铜片。吾斯曼走进去，蹲在乐器前，像孩子一样新奇地低头观察着，时不时用手指敲击上面的铜片，侧耳聆听乐器发出的清脆共鸣。
这时，乐器的主人、来自印尼巴厘岛的演奏家萨戴拉微笑着走过去，蹲在老人身边，交给他一把打击锤，教他如何演奏。虽然维族语和印尼语不通，他们却在叮叮咚咚的清脆乐声中玩得起劲。这声音把伊朗乐手萨伊德从隔壁吸引过来，于是，三个国家的音乐人聚在一个房间内，用手势和音乐兴奋地交流，一时间，狭窄空间里混杂出不同的语言和乐声。
“这种乐器叫加美兰。”新西兰人沃恩靠在门边，从人声鼎沸的场景中转过头来，笑着说，“11年前，我在印尼巴厘岛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时，也像这样好奇。那时我跟印尼人也是这样交流的。”1997年，沃恩只身一人到印尼留学，此后便留在了巴厘岛，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并深入研究加美兰音乐。1999年，他将巴厘岛当地擅长演奏加美兰的村民们召集起来，组成乐团进行世界巡演。他说，这次来到上海的四位演奏家并非职业音乐人，“他们中两位是雕木匠，一位是导游，一位是艺术学院的老师。”
与加美兰乐队类似的是，来自新疆的刀郎木卡姆乐团也是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普通村民，除了去年曾赴京演出，他们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来自布隆迪的男孩们，除了一次在南非的演出，也从未跨出过本国。
作为听众，何训田为这些原生态乐队而感动。“他们的音乐非常本质原始。比如新疆老人的嗓音很嘶哑，没有任何技巧，但非常有激情，他们的歌是唱给自己听，唱给土地听的。”他对第一天演出的布隆迪鼓乐团印象极为深刻，“你能感受到一种向外伸张的生命力，他们边唱边跳边击鼓，用肢体和节奏扩张自己的内心到极致，很感染人。”
每一夜，国内与国外音乐团体都分为上下半场登台，这就造成了一种幻觉：起初，你在内敛深沉的马头琴声中策马奔向蒙古草原，四周漆黑宁静；但一小时后，你又置身于伊朗人热烈喜庆的婚礼场所，湍急的鼓点刺激你的脚步随之舞动。城市虽在脚下，灵魂却已去向远方。
艺术评论家李旭说，以前在国内或国外旅行时，他总会尽量观摩当地的表演，以了解当地人的音乐。而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人汇聚到自己面前，让他备感欣慰，“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城市，听到这么多音乐的机会，实在不多。”他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每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像打开一扇窗户，“我会去了解相关国家的历史，不断满足自己的文化好奇心。这种感受，跟我们多年受到的主流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拯救世界音乐
什么是世界音乐？曾在新西兰攻读世界音乐学的沃恩觉得，世界音乐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它是一个比主流音乐更广大的世界。我们通常能在唱片市场上听到的世界音乐，都是经过音乐工业包装后的产物。但我们这次带到上海来的加美兰乐队，是纯粹传统的宫廷加美兰，没有经过任何现代修饰。”
在何训田看来，世界音乐的定义非常宽泛，“它不属于流行、摇滚、交响乐或是爵士乐的范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音乐、原住民音乐，这些无法归类的音乐最后都统称为‘世界音乐’，它涵盖了一切不在西方音乐体系内的民族音乐。”
实际上，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早在1905年便开始关注民间音乐，并着手收集家乡匈牙利的民歌，后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东欧各国、北非与土耳其。上世纪60年代，在一些摇滚明星的推动下，大众开始接触世界音乐，披头士就曾将印度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带往美国。
李旭觉得，世界音乐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兴起的New Age风潮中，就有大量世界民族音乐的元素。像Enigma这样靠采样和后期电子混音制作成功的团体，若没有格鲁吉亚圣歌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西方主流音乐的创作出现瓶颈时，便想到了向世界各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民族和地区汲取文明精髓。”世界音乐的出现，打破了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惯例。李旭看到了这种变化，“以前，是我们进入西方音乐的门类，而现在，世界音乐体现了音乐角度的文化大同，一种共生的、平等的概念。”
经过一个世纪的传播，世界音乐拥有了数量庞大的听众群，加上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各种主流音乐盛会也开始专设“世界音乐”环节。
在奏响本次世界音乐周的诸多中国音乐中，仔细看看，便会发现不少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刀郎木卡姆，维吾尔族人民创造的集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曾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推翻了“复调音乐仅存西方”的观点；呼麦，匈奴时期便流传于蒙古族的古老唱法，在中国已失传百余年……
抢救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音乐家们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次从云南来的普米族口弦，就是由音乐家陈哲主导的“土风计划”抢救下来的文化遗产。陈哲记得，1992年他们下乡做“乐西行”计划时，半路遇到一群扛着包坐在拖拉机上的年轻人，全是进城打工的。“我试图寻找他们背后的东西，却看到他们向我走来，要到我们的文化系统和评价体系里去找新的生活。这就是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的问题。”他为这一现状而焦虑，于是，便有了拯救民间音乐的“土风计划”。让陈哲自豪的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年轻人重新坐到老人膝下学习口弦艺术，现在，人口仅有3万的普米族拥有了世界上唯一一支口弦队伍。
“传统的流失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在发生。”伊朗乐手萨伊德告诉记者，在他的家乡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伊朗风笛濒临失传危机。但这位音乐人仍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从儿子3岁时起，他就教他演奏风笛、打手鼓，儿子11岁起便就跟他踏上世界巡演之路，至今已为传播伊朗民间音乐奔走4年之久。这支名叫“香巴扎特”的父子乐团在音乐周上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惊诧于一个15岁的孩子天才般的节奏感和乐感。
“全世界不能只有‘同一首歌’。”陈哲坚持认为。李旭的感受也与他相仿，他相信世界音乐将为我们提供一份新鲜与难以忘怀的记忆。短暂的5天里，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向上海展示了10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幸运的是，明年此时，更多更丰富的世界之声仍将在中国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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