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何娟
“要成为企业家，天赋很重要，要有高智商、高情商，还要有高胆商，上海本土企业高管胆子太小，根本出不了大企业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日前在出席“建设创新型企业主体论坛”时非常激动地表示，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外资企业往往能够更加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会场哗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什么样的人才是大企业家，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大企业家的热烈讨论。
刘吉解释其“胆商”的含义，就在于有胆识，有胆有谋，还要有成就企业家胆识的环境。也许他想说，上海的文化表面开放，实际很保守，这跟长期形成的文化和性格有关，但我想他真正想表达的，仍然是国企领导人的选拔机制，这才是“创新的最大阻力”。
所以他才会指出，国有企业很少能选拔出真正的创新型管理人才，多为四平八稳的人，他不断质问：“这样的国有企业如何能够做好？而上海更多的是大而无家的国企、大且有名家的外企、小且无家的民企。”
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批评“拍脑袋”企业家的旧事，难道说自从有了规矩束缚了手脚，无胆子又成了一种罪过？这种拍脑袋的企业家，我们常称之为“土老板”，但现在这也成了稀有品种。
刘吉选择把更多的期望寄予了那些民营企业的土老板，他认为，目前在中国国企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必须要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这话听起来有点咋呼，但仔细琢磨，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垄断行业下的国企，在高薪舒适的优越环境下，如何要求他们去冒市场风险呢？更别提走出国门了。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说，资本家可以退出企业、劳动者可以退出企业，而企业家是不能退出企业的唯一要素。“一个企业，要么增值，要么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报废。创新必须是企业家的本能。”
其实这是中国国企普遍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上海性格”。在西方，20世纪中期完成的经理革命,已经把资本家的企业变成企业家的企业。而现在的中国，最缺少的就是企业家的企业。而偏偏“企业家的企业”在刘吉和华民看来，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作者为本报综合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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