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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浪潮的产业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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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6年08月10日 01:25 http://www.china-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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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舰队街繁荣时期，编辑在楼上编报，地下室和后街就是印刷工厂，数以千计的记者奔走于议会、唐宁街、白金汉宫和社会各个角落。晚上，各报社灯火通明，印刷机飞转；编辑、记者聚集在酒吧、咖啡馆交流信息——
本报记者陆悦发自北京
新技术浪潮正在席卷全球，那些接受了新技术的媒介巨头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采取抵制策略的传统媒体则发现自己正身处窘境。
“在1492年，哥伦布启程寻找印度，虽然没有发现印度，但他发现地球是圆的。2004年，我前往印度，但我发现地球是平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书里曾这样描述，他认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小，互联网和通信技术正在让国家、企业和个人与全球化相连。
当英国舰队街的入驻者们在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感到骄傲时，大洋彼岸崛起了麦迪逊大道的同行。两者都因聚集了大量传媒企业而受到全球关注。英国舰队街，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主流报纸的总部或者办事处，很长一段时间，那里都是全球信息的集散地；而麦迪逊大道聚集的广告公司因为掌握了全球广告市场主要的投放预算而令各家媒体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舰队街对新技术革命的抵制，导致了自身的衰落，而麦迪逊大道则因牵手新技术传媒企业而保住了竞争力。当互联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传统广告投放时，那些过去认为网络广告微不足道的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正表现出对网络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纷纷去拜访位于硅谷的互联网公司的总部。
新技术革命冲击舰队街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教授一直认为，新媒体的生命力不容忽视，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但现在有传统媒体对于新兴的媒体大都采取回避态度，比如互联网广告在美国的发展，按照其技术和市场潜力，它应该发展得更好，但美国传统大媒体对于新媒体有抵制情绪。
英国舰队街曾是世界上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传媒聚集区。从1702年3月11日《每日报》开始，到最高峰时像《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镜报》等100多家英国报纸把总部设在这条街上。
那时，编辑在楼上编报，地下室和后街就是印刷工厂，数以千计的记者奔走于议会、唐宁街、白金汉宫和社会各个角落。晚上，各报社灯火通明，印刷机飞转；编辑、记者聚集在酒吧、咖啡馆交流信息；早晨，报纸零售商、售报人游走于街上，批发报纸，发送到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点卖报。那时的舰队街热闹非凡，成为英国乃至全球的信息集散地。
这条街因为一直与传媒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英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舰队街黄金般的土地价格以及印刷工人对新技术的抵制，令英国报纸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苦不堪言。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让信息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加强。媒介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们收集和传输信息的方式，也使记者之间的远距离交流成为了可能，这就从新闻生产的源头上瓦解了原来导致传媒聚居在舰队街的信息动因。
今天，这条声名远播的报纸一条街已名不符实，报社大多已经搬出。1986年，传媒大王默多克打破了英国报业市场相对稳定的竞争格局，把他旗下的两份报纸《太阳报》和《世界经济导报》从舰队街迁往沃坪一处戒备森严的新址。在那里，默多克全面地采用了新技术，大大地降低了成本。随后，各家报纸为了降低成本，挽回颓势，赢得竞争优势，纷纷撤出舰队街。
2005年，默多克把最后的一家新闻机构撤出舰队街给这场运动画上了句号。
差异化生存
当我们将英国舰队街的衰落更多归因于对新技术的抵制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丁俊杰也指出了另一项原因，引起舰队街落败的原因还在于各家入驻媒体的风格过于雷同，而麦迪逊大道的传媒企业因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化而获得生存空间。
“媒体很难有差距，但会有差异，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差异性。”以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为例，他们的理念和运作方式都不一样。广告业本身的发展存在很大挑战和危机，它本身的结构和运营方式，包括传统意义的代理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每家公司的管理风格不同，整合业务的渠道不同，使得各家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化。
差异化是传媒企业生存的基础，但传媒企业的聚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趋同性，比如对同一事物的关注程度上，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上，大家观点会趋同。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谈论的事情一样，角度也差不多，容易对同一题材和事务的观点趋同。而传媒机构本身的运作来说，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差异化，不论它的机制运行、人才构成，还是内容、经营等方面，都是传媒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方面。聚集形成的趋同结果，也容易出现抹煞传媒机构个性化的现象，个性的东西很难突出，而雷同的东西则不容易存活下去。
另外一个不利的地方，在人才方面沟通交流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企业都聚集在一起，彼此情况都相互了解和透明，这也会造成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流动率加快，从而客观导致许多新闻媒体、传媒机构不愿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人才。这就形成一个悖论，我们一方面鼓励人才流动，使传媒产业活跃，但这也会使一些机构比较短视，不在把力气花在培养人才上面而是花在挖角上。
丁俊杰承认这种趋同性的存在，但他更认为聚集的优势远比目前看到的趋同性影响大。
因为“聚集的好处显而易见”，当众多传媒企业聚集在一起时，这个行业将很快形成一些潜规则，并共同遵守这些东西；而从人才的角度，各传媒企业相互沟通、模仿，也有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同时，很多为传媒业提供服务的企业也会加入这个区域，这不仅会提升整个区域的工作效率，在成本运行方面也能显著降低，比如公用的新闻发布厅，一些传媒人沟通的场所都可以充分利用。
更重要的一点，新技术革命下的产业聚集，正在让每家企业独具特色，在新兴的传媒产业聚集区中，正形成报纸、电视、广告、互联网、广告公司杂居相处的状态，“泛传媒聚集区”的结果或许将诱发传媒产业的“核聚变”。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传媒聚集区
现在，新技术浪潮正席卷中国，传媒业聚集的雏形已经萌动，但最终会演变成一种怎样的生态体系还是疑问。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传媒产业被喻为最后一个尚未开采的金矿，而互联网和通信市场的发展都在全球处于领先的水平。
“不管媒体企业未来聚集与否，都将面对新媒体企业的强大冲击。传统媒体的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会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媒体逐渐消亡。”丁俊杰认为，“新媒体虽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在短时间内替代传统媒体，很长一段时间，两者是一种融合、共生、共同发展的状态。”
丁俊杰认为，目前符合形成传媒聚集区的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和上海。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认为，传媒聚集区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这个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力与信息共享空间，今后传媒选择迁往某一个区域或者选择在某个区域立足，会特别要求这个地方能否有资源整合的能力与平台，能否提供信息共享的可能。第二是企业迁往某个区域时，必须考虑到当地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因为今天文化体制改革正在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必须考虑到传媒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传媒业的发展和诸多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说金融业，今后金融业将首先是信息源，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客户群之一。
央视东迁北京CBD，正引起众多企业的追随，众多金融和投资机构也纷纷选择迁往北京东部，东方梅地亚中心、华贸中心等一批传媒地产也吸纳更多的传媒企业入驻。但北京是否成为新世纪的传媒聚集区，中国的传媒聚集区会被新技术改造成怎样，中国的传媒聚集区能够形成全球影响力吗？这些疑问将在本报随后的报道中一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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