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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专题］：激荡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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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7年09月30日 19:37 http://www.china-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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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艰难转身<B/>
尹达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进行“文革”之后的第一场正式的考试。当时导演系的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地写作。30分钟之后，一个叫做田壮壮的考生迅速交了卷，一个人走出来，还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然后坐在树下等他打小就认识的陈凯歌从同一个考场里出来。
田壮壮的父亲叫田方，在《英雄儿女》中饰演军政委王文清，曾经担任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及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凯歌的父亲叫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他与崔嵬联合导演的《青春之歌》，曾是几代人的精神引航员。
这是中国电影一轮更替的开始，田壮壮和陈凯歌接过了父辈的枪。就在同一年，张艺谋虽然超龄6岁，还是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众所周知，他们三个人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此后30年直至今日，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声望、荣誉、赞美、诋毁、希望、失望甚至财富，几乎都与第五代紧密相关。
艺术电影奠定声望
在第五代导演开始其电影生涯的同时，1979年，中国派出了3个电影工作者和1个文化官员，以观察员身份从北京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当地记者对此频频报道，“长城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的一个全新开始。
1988年，中国第五代导演正式登台，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夺得金熊。而在此之前，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虽然也陆续送展了一批电影，但其中只有1982年的《阿Q正传》正式参赛戛纳，而其他如《马路天使》、《三毛流浪记》、《孙悟空大闹天宫》、《苦恼人的笑》、《牧马人》、《原野》、《小街》等都只是在外围参加电影节。
张艺谋的获奖给自己和第五代导演打开了一个中国电影通往世界的缺口，之后中国电影渐渐形成世界电影中的一股洪流。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举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农妇打扮的巩俐也戴上了影后的桂冠。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获得第43届柏林金熊，同一年的戛纳电影节，经过1991年《边走边唱》失意经历的陈凯歌迎来了自己电影生涯的顶点——《霸王别姬》这部内敛着中国历史的大制作，夺得了华语电影的第一个金棕榈大奖，同时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延续着在各大电影节上的势头。张艺谋的《活着》在1994年夺得了戛纳评委会特别大奖，葛优摘得影帝。同一年获得影帝的还有夏雨，通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把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威尼斯电影节。1994年后，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荆轲刺秦王》都相继参赛戛纳，并且都有所斩获。
第五代导演带给中国电影的国际声誉似乎不胜枚举。1999年，转型前的张艺谋与戛纳评委主席因《一个都不能少》吵翻后，他毅然带着影片投奔威尼斯，威尼斯投桃报李，让他再捧了一回金狮，而另外一位张姓导演张元则凭借《回家过年》一片，捧得了当年的最佳导演奖。这似乎又是一轮更替，第五代导演之后迈入商业电影的制作，而艺术电影和获奖，留给了第六代。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王全安，再加上从演员半路出家的姜文，构成了21世纪中国新一代国际电影节得奖军团。
尽管每年各大电影节期间，华语电影都被中国媒体热炒，但对于如今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摘金夺银，人们似乎很难感到真正的兴奋。当年，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欧洲的院线里放映，非常受欢迎，欧洲的观众就是从这些电影里对中国产生兴趣。现在，欧洲人尽管仍然在不断地，甚至有些过分地给中国电影发奖，但在很多观众眼中，在艺术和商业时代夹缝中左右为难的第六代，整体上远没有到达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期。
中国需要商业电影
1994年11月12日，首部进口分账影片《亡命天涯》在中国上映，中国电影开始了与好莱坞大片“共舞”的岁月。其实，这是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的电影业都要面对的课题。虽然当初很多人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忧心忡忡，但如今看来，大片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积极意义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电视的普及，录像带的盛行，各种娱乐方式的兴起，对电影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电影业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各个制片和放映单位都处在入不敷出、负债经营的境地。进口大片实际上催生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重组。1995年和“大片”一起进入中国的，是美国流行的分账制。分账的大体比例是：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从此，“票房”成为电影公司和电影院认定电影优劣的最主要依据，为发行和统计票房，院线也因此在国内逐渐成形。
最为重要的是，在进口大片高票房的鼓舞下，中国民间资本开始注入电影业。近年票房收入较高的电影，大多出自民营企业之手。到目前为止，民营影业公司从最初的7家发展到20多家。中国目前有146家民营公司投资电影拍摄，占整个电影投资的80%以上。
自然，我们要谈到开中国商业电影之先的冯小刚和他背后的民营公司华谊兄弟。从舞美设计转行的冯小刚的电影被人记住并长久议论，始于1997年12月24日上映的贺岁片《甲方乙方》。随即，《甲方乙方》以3000万元人民币获得该年国产电影票房之冠，超过同年上映的成龙的《我是谁》，独特的大众文化口味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座片导演，他不仅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贺岁概念，而且使相对小
成本的国产电影击败进口大片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冯小刚的电影才使我们在一年十几部进口大片的包围中，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所在。
紫禁城影业和华谊兄弟也凭借准确的投资眼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甲方乙方》之后，冯氏喜剧成为中国年末的票房灵药：1999年《不见不散》票房4100万元；2000年《没完没了》3500万元；2001年《大腕》4200万元，并且开始在电影中植入广告；2003年《手机》5300万元，同时赞助商众多，商业化模式日益成熟；2004年《天下无贼》更是票房过亿。虽然之后冯小刚的转型之作《夜宴》并不成功，但最终票房仍然过亿。
冯小刚之后是张艺谋，华谊兄弟之后是张伟平的新画面。尽管张艺谋的商业转型遭到媒体和观众的谩骂和围攻，但张伟平始终抱着一种观点：“票房才是硬道理。”实际上，张艺谋是对中国电影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中国需要艺术电影的时代，张艺谋可以成功，中国需要商业电影的时代，张艺谋同样成功，他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大制作。《英雄》的全球总票房14.5亿元人民币，其“后电影市场”的开发涉及DVD、邮票、漫画、音像等，有专家估计大约有超过3000万元的非票房收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英雄》也是第一部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夺冠的亚洲影片，创收5400多万美元。其后的《十面埋伏》也以章子怡在美国主流媒体的频繁亮相为标志，风靡全美。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国内票房接近3亿。三部电影虽然恶评一浪高过一浪，但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却不断被刷新。
中国本土的商业电影拉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最近4年来，中国以每年递增5亿票房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在中国其他的行业领域不多见的增长比例。2002年还只有8亿左右总票房，到了去年2006年，已经达到了26.2亿，今年大约会是接近35亿的票房，虽然只占全球的1%左右，但这个市场的增长速度还是可以让人们看到本土电影的乐观前景。
电影产业化尚需时日
尽管中国电影的前景乐观，但比起邻近的日本和韩国，中国的电影产业基础仍然薄弱。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这一数据也得到了好莱坞以及世界各国电影制作人的重视，从而关注到日本本土电影。而自1973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成立以来，韩国电影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增长很快。目前韩国国内市场中，韩国电影大概有60%左右，比例已经相当高。
中国由于严格限制每年引进的大片数量，中国本土票房近来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中心主编的《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国产影片的内地票房收入份额连续4年超过进口影片，2006年占到55%。从国产影片数量看，2006年国产电影故事片的数量达到了330部，动画影片13部、纪录影片13部、科教影片36部、特种影片7部，电影频道还组织拍摄了供电视播放的数字电影112部。2006年的故事片产量是2001年产量的375%，这也是一种可见的高速增长。
这些增长得益于中国越来越开放的电影体制。电影是文化行业当中开放度最高的领域，除了发行环节没有对外资开放以外，从制作到放映环节都可以对外资开放，同时这三个环节全部对民营公司开放。而在发行机构当中，现在全国有六大发行机构，中影公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民营公司在发行公司当中也占了重要地位，北京的保利博纳每年的市场份额大约可以占到20%。
票房收入的增加也推动国内兴建了大批更高档次的影院。那些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更早年的影院，大多被陆续淘汰出局。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丕民提供的数字，2006年中国新增银幕300张，银幕总数突破3000张，多厅电影院借着电影市场的升温也快速发展。据估算，过去3年间，中国总共增加了591张银幕，这些新增银幕反过来也为中国电影票房带来了5亿元的收入增长。而这个增长速度是上世纪90年代用10年时间也难企及的水平。
1993年，经世界国际制片人协会的严密考查和论证，刚刚创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跻身世界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之列。1996年，“北京放映”活动创办。一南一北，将海外的优秀电影吸引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优秀国产影片推向海外市场：上海电影节不断加强对中国电影新人的培养和投入，无论是大师班、亚洲新人奖，还是今年设立的创投会，都是为了帮助年轻电影人学习和募集资金；而为了推动国产电影走向世界，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等三大电影市场的主要电影节上，定期设立中国电影的展台，每年在国外办中国电影展映，平均每年新开辟两到三个国家。
对于电影产业的日渐重视，也体现在从第七届电影节开始设立的“金爵”国际电影论坛上。论坛从单纯探讨电影作品、拍摄手法、电影技术，过渡到以产业现象、创作潮流、管理体系、投资模式为重点，全方位地以产业化的眼光研讨电影和市场，并将二者以系统、深入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从而迅速吸引了一批高端人群的关注。论坛的成长无疑对于中国电影产业良性、有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虽然30年之后，中国电影仍然面对很多问题。比如直到今天，中国电影业还没有一家完全向社会开放的资料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具备权威性的电影资料网站，甚至很难找到一本全面细致不带时代观点的电影史书，但作为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产业，中国电影的产业之路才刚刚开始，而且，没有人会忽视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的电影市场。
电影资料馆的初春
尹达
1905年秋天，北京城里一名叫任景丰的东北小伙子，自己掏钱干了一件令当时“怕摄像镜头摄去灵魂”的、有些蒙昧的中国人吃惊的事：自己出资拍电影。他断断续续拍了3天，拍下了“黄忠败走定军山”里“请缨”、“舞刀”、“交锋”等三个场面。片子随后被他们拿到前门的人群中放映，盛况空前。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不过胶片早就找不到了，如今留下的只是一些文字资料。从1905年到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如今全部没有影像，只有文字和剧照可以参考。”上海电影资料馆馆长陈晓萌说。
上海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87年，如今正好20年，是目前中国内地仅有的两个电影资料馆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58年，馆址在北京，是中国最大的电影资料收藏地，收藏有各个时期的中外影片27200余部，影片素材18000余套和大量珍贵的电影海报、文图及录像资料。
“我们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功能和方向都不同。上海电影资料馆目前收藏的2000多部电影资料，绝大部分是国外影片，学习和参考的功能多一些。而中国电影资料馆，主要是收藏中国电影资料，同时兼具中国电影档案馆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职能。”陈晓萌说。
上海电影资料馆如今的收藏方向，和它初创时的原因有关。当时改革开放不久的上海，国外电影资料相当缺乏，最初是一些国外和香港的电影友人捐赠了一些电影资料给从前的上海电影局，作为上海电影人的参考资料，经过20年，渐渐形成如今的规模。现在，上海电影资料馆平均每年收藏的100部电影资料中，通过交换和捐赠得来的，仍然可以占到大约20%。“我刚刚上任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份大礼。一个英国朋友捐赠给我们一部58年之前的英国电影拷贝，名字叫《堕落的偶像》。拷贝非常新，而且只放过三次，很难想象英国人可以把58年前的胶片保存得这么好。而我们同时期的大部分电影都已经很难修复了。”
如今世界有70多个大小电影资料馆，用于收藏、整理、归档和修复宝贵的电影资料。即使同香港电影资料馆和台湾电影资料馆相比，上海电影资料馆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上海电影资料馆的馆藏整理、编目和归档等基础工作一度相当混乱，不过，近年来资料馆隶属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加速了这个处于电影产业边缘的机构的运转。“我两年前上任的时候，一年的经费只有300万元，今年的经费已经上升到600万元。”
实际上，直到2005年，中国电影纪念自己的百年诞辰，电影资料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电影资料的重要性也开始被公众了解和接受。当时新出和再版了很多电影书籍，复制了一批重要电影的拷贝，北京还建立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同时，一项重要的政策出台，每年所有正规发行的中国电影，都要向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资料。
不过，这两个电影资料馆长期以来，只是针对电影业内人士开放的机构，并不面向观众。而2005年之后，电影资料馆服务公众的步伐开始加快。2005年，从中国电影100年中挑选出的150部电影被制作成DVD，向公众发售，今年，国家更是拨出3亿元人民币，将在未来4~5年时间里，用于修复和数字化珍贵的电影资料，而数字化也将最终消除电影资料馆和公众之间的距离。
保利博纳：民营发行公司崛起
尹达
1993年，当如今的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于冬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中国电影已经开始了第一轮体制改革。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从此去除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此前对于国产片统购包销的大锅饭政策，各制片厂可以直接同地方发行公司进行交易，同时，电影的投资方式不再是由国家独家投资，而准许企业投资甚至是与外资合资。
“我喜欢电影，但却没有绘画等一技之长，所以当时我就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管理系。”于冬说。1993年，他大学三年级，还在为毕业之后的去向发愁，因为他是管理系发行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1994年，于冬毕业之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年之后转入中影，一直做电影发行。在国有体制内摸爬滚打的几年，使于冬成为切切实实的中国电影产业变革的见证者。当时刚刚被迫扔掉铁饭碗又要面对进口大片的北影厂，和其他地区的制片厂一样，都在酝酿着内部的变革，可以说，于冬在最好的时机进入了电影发行这个行业。“如果说我和保利博纳相比其他民营发行公司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很专业。”于冬说。直到现在，像他这样从少年到中年一直做发行的人，在电影圈也非常少见。
1994年之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电影改革政策出台，制片厂也都会有新的应对调整，发行方式必然改变，于冬就在这种逐步深入的电影改革中成长起来。2000年，他进入刚刚成立一年的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又赶上了中国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市场的大好机会，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资本起点。
当然，于冬的好运才刚刚开始，在拥有了3年的民营公司发行经验之后，2003年底，中国保利集团通过旗下的东方神龙影业公司对博纳注资重组，成立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紧接着，2004年1月7日，7家民营企业第一批获得国产电影的国内发行资格，使长期以来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国产电影发行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这7家公司除保利博纳外，还有新画面、金棕榈、大和影业、成都峨影、联盟娱乐和华艺音像。而此前，民营公司只有代理发行资格。
2004年之后，依托保利集团的雄厚背景，公司迅速成长为内地电影发行业的翘楚，成功发行了刘烨主演的《美人草》、成龙主演的《神话》、周润发主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片，于冬也渐渐成为如今内地电影产业的明星人物。目前，大约80%的港产电影都是通过保利博纳发行，每年的市场份额大约可以达到20%，在进口大片仍被垄断的时代，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并不容易。
在成功的发行利润积累之上，如今保利博纳从发行领域向上游推进，开始热衷于电影的投资和版权，今年共投资了大大小小20部电影。“所以现在我们要注重版权的销售，注重片库资源的积累，这是一个未来巨大的收入增长空间。”于冬说。在电影产业的利好背景下，相信他的好日子不会很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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