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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塔鲁尔：安理会改革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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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6年08月16日 08:16 http://www.china-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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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冯郁青发自纽约
对沙希·塔鲁尔（ShashiTharoor）的采访本来约在他的办公室，但因他现在正努力将联合国的工作和这次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分开，于是采访转到了他的住所。
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衣着随意，谈锋甚健，语速也很快。他是这次竞选秘书长职位中最年轻的一位——50岁。
谈起这次秘书长竞选，塔鲁尔说：“现在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受挑战的时候。”说着笑了起来，但神色间有几分凝重。
塔鲁尔属于那种少年得志的人物，19岁从印度来美，22岁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即到联合国工作，仕途一帆风顺。他曾任职于联合国处理难民、维和等重要事务的部门，主管过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当过安南的特别助理，随后成为联合国负责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
在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塔鲁尔的作家身份多次被提及。他曾经出版了8本关于印度的作品，有人评价他是最优秀的英语作家之一。
关于这次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塔鲁尔说，在联合国28年的职业生涯是他的优势。多年的经验使他非常了解秘书长这个位置所要面对的挑战。
纽约东河边矗立的那幢已显陈旧的建筑里，见证的是人类维持和平、正义的理想与现实不断妥协的过程。其间的纷繁、复杂和争斗，微妙而艰辛。“要是让联想的CEO来当秘书长，我保证他会在六个星期内辞职，”塔鲁尔说，“因为他不习惯有192个政府来告诉他该怎么做。”
塔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国际间的沟通、协作中度过的，没有为任何国家的政府服务过。他认为，这一点能使自己更好地实现联合国的整体目标，而不是为任何一个政府出力。不过，优势有时也会成为弱势。在联合国经历了“石油换食品”丑闻，驻非洲维和部队对当地居民的性侵犯等事件后，世人或许会期待一个来自外部的秘书长。
塔鲁尔认为，自己不是那种让一切事物都保持原状、不求变化的人，“我给在联合国工作过的每一个部门都带来了有迹可查的变化和革新。”他这样理解秘书长一职：这个位置要求你能同时处理安理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东发生的危机，你还要考虑禽流感、艾滋病，还要指导维和部队的运行。对待所有这些问题，你都要拿出一个方案来。你要和强大的国家合作，还要关注小国，还要在安理会和联大中寻求平衡，既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又要保持独立。
“我不认为这儿有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可以把所有的矛盾都平衡好，”塔鲁尔说，“但是，我正在做这些工作的第一步。”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要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塔鲁尔：我将近30年的职业生涯都在联合国度过，我相信也热爱这个组织，我也相信我在这个组织培养出的能力和阅历能让我胜任这个位置。
《第一财经日报》：联合国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倡导建立。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联合国是“我们”的组织，你认为联合国有没有可能限制超级大国的权利？
塔鲁尔：我不认为联合国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对超级大国的制衡，那注定是行不通的。联合国只能强大到它的成员国允许的程度。这意味着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和他们合作，利用美国的力量为国际社会带来益处，而不是站到美国的对立面。不过，美国也必须了解，一个独立的联合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一财经日报》：联合国改革非常不顺利，如果你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你认为改革还有可能吗？
塔鲁尔：我认为联合国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其中安理会的改革是最困难的。就像很多医生来会诊，在病人的症状上都意见一致，但对怎么开处方就有不同的意见。所有人都知道安理会需要改革，它是为1945年的国际政治架构设计的，而不适用于今日。在当时，51个成员国中有11个安理会成员国，占22％。而现在192个成员国中有15个安理会成员国，少于8％。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国家感到自己没有“被代表”。改革的路还很长，我们还没有走到甚至接近这条路。
《第一财经日报》：联合国秘书长通常是从小国中产生，而印度是一个大国，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你的竞选不利？
塔鲁尔：其实秘书长也不仅来自小国，埃及也曾出过秘书长。当然，任何国家与印度、中国相比都是小国。但我不是印度政府的官员，一天也没有为印度政府工作过。不必担心我是联合国里大国外交政策的代言人。我曾经在印度说过，我会是一个印度人秘书长，而不会是印度的秘书长。我所要负责的对象是192个国家。
《第一财经日报》：在联合国上个月的民意测验中，你得了10张支持票，排名第二。目前德国和美国都答应进一步考虑你的候选人资格。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准备吗？
塔鲁尔：前些日子，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我还要去拜会其他国家。毕竟还有五个国家不支持我，而且现在也不知道这五个国家里有没有常任理事国。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到中国拜访的打算？
塔鲁尔：中国的外长以及驻联合国大使都对我非常了解。中国现在对我非常重要，如果中国邀请我，我非常乐意去。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著作，你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都是关于印度的。可是你成年之后都是生活在印度之外的地方——美国、亚洲，为什么创作的源泉都来自印度？
塔鲁尔：这是为了把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涯分开。在联合国，我在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事项上工作过。而在写作上，我除了印度，任何题材都不碰。我总是对形成我的国家历史与社会的力量感到好奇，是什么造就了我的国家？我从2岁多到19岁这段成长的岁月都在印度度过，这是我能触摸到脉搏的国家。我能够从印度人的角度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自己首先是个作家还是一个联合国的官员？
塔鲁尔：我当然首先是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但什么身份能够持久，是另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会是个前联合国官员，但我希望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前作家，我会写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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