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希望能够早些促成与海合会的合作，最主要的考虑是能源。”另外，“海合会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需要寻找出路，而中国的引资工作也应做好石油美元大文章。双方互补点很多。”
本报记者王慧卿发自上海
“以巴、以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绑架以军士兵，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绑架了两名以军士兵。但以黎冲突的核心是以巴冲突。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实际上是在呼应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北部开辟第二战线。”朱威烈简短勾勒了以黎冲突。随着以黎冲突愈演愈烈，中东受到的世界关注日益升级。作为中东问题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繁忙起来，他不仅要给官员作报告，还要不断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
前日，就中东局势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等相关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朱威烈。
中东局势
“军事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东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能否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朱威烈指出。1948年至今，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近60年。
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后，6月4日，巴以美三方在约旦红海港口城市亚喀巴举行峰会，宣布“路线图计划”正式启动。但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沙龙没有实施“路线图计划”，而实行单方撤离、修建隔离墙，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共识边界。“路线图计划”迟迟不能落实，以巴和谈迟迟不能恢复，造成了巴勒斯坦民众的强烈不满。
第二个原因是地缘政治。伊朗在核问题上受压，内贾德在重压之下仍然坚持给西方国家首脑写信。他的信函不仅是给那些国家首脑看的，也是给整个阿拉伯世界看的，表明现在代表伊斯兰世界说话的是伊朗。
争当地区盟主的战争在中东地区没有停止过。当年两伊战争，都是想当中东、海湾地区的盟主。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认为自己代表中东地区的时机已经来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具有明显的伊朗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逊尼派为主的沙特、埃及均反对此时出现与以色列的冲突，认为“得不偿失”。阿拉伯国家内部在以巴、以黎冲突上也出现了不同意见。
因此，此次以巴、以黎冲突的解决取决于两大难题的走向：一个是伊朗核问题，一个是巴勒斯坦问题。两个问题都很棘手。
朱威烈介绍说，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受国内犹太人的影响，犹太人的游说团体在美国非常强大。因此要改变美国政策的双重标准，做一个公正的调节者，十分困难。
与海合会“互补因素在增长”
谈到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就不能不提海湾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Gulf CooperationCouncil——GCC，其成员国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6国）。
“海合会需要给自己巨大的石油储藏寻找稳定需求市场，而中国则需要寻找稳定的石油供给方。”
中国连续三年进口的石油中，从中东进口的比例都在50%以上。“我们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就是在2020年达到小康社会,最大的瓶颈就是能源。”
虽然俄罗斯是我国的近邻，而且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并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供应方，但是中东仍然是我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去年我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全部进口量的54.9%，俄罗斯仅占10.1%。
而且争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并不容易。“中国最初曾寄希望于俄罗斯和中亚，就是当时的安大线，现在的泰纳线，曾想在2005年从俄罗斯进口石油1000万到2000万吨,但未能实现。”
“之所以希望能够早些促成与海合会的合作，最主要的考虑是能源。只有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中东所将长期进行能源方面的研究，不敢懈怠。”
另外，“海合会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需要寻找出路，而中国的引资工作也应做好石油美元大文章。双方互补点很多。”朱威烈说，“原先石油美元主要存放在欧美，‘9·11’之后这批资金出现回流，几千亿美元的资金需要重新寻找出路。”
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在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合作也很有前景。海合会成员国多是单一产业经济，大量商品要进口，而中国恰恰是制造品出口大国。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适应海合会成员国的需要。“中国与海合会的互补因素在增长。”
朱威烈介绍说，一般讲，中国和海合会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签署。“我国与海合会的FTA谈判开始得比较晚，相比我国与东盟的谈判预计2010年达成FTA协议，与海合会的谈判是相当快的。”朱威烈兴奋地说。
在有中东的“香港”之称的阿联酋迪拜，已经建成了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在那儿有几万名中国商务人员常驻。我国还在埃及开罗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我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经贸、文化这些年明显加强了。
“走出去”的共赢原则
“我国外交现在十分强调互利共赢，但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之后有的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朱威烈说，“在出访中我得到一些反馈，中国有的企业在国外缺乏与当地企业合作共赢的理念，在竞争中对当地企业造成了伤害。”
今年以来石油石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显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完成对尼日利亚OML130区块45%工作权益的收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新签署境外油气资源合同3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签境外合同7个。
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并不全是正面的。朱威烈分析道，有的中国企业很不重视与当地企业合理分享利润，造成合作失败。
由于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小国产业结构单一，中国价格低廉商品的大量涌入往往意味着其传统产业的崩溃，这对这些国家伤害非常大。“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有‘中国威胁论’。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要有国家意识。”朱威烈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最成功案例是中石油与苏丹的合作。”朱威烈表示。
进入苏丹后，中石油一直努力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来加强同苏丹的关系。例如中石油在苏丹当地援助建设医院、学校等累计达2000万美元；2004年5月，中石油又决定向苏丹政府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建造马拉维大桥。
正因为这样，中石油在苏丹出现达尔富尔地区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仍然留了下来。“我国的企业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共赢’原则。”朱威烈强调。（本报记者杨小刚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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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上海世博赢得中东国家支持
朱威烈不仅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以及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都有着独到见解，并且还作出了许多实际贡献。
朱威烈所在的上外中东所，每年至少要进行两项中东课题研究，今年正在组织的三项课题之一，就有冷战后中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研究。由于长时间从事中东问题和阿拉伯文化研究，朱威烈在阿拉伯国家中受到普遍认可。
朱威烈重视利用学术渠道的交流，配合我国对中东地区的整体外交。2002年4月和2005年5月，朱威烈曾两次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团长出访中东国家。埃中建交五十周年，埃方选择了朱威烈作为学术代表进入了纪念册。
朱威烈还先后被聘为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和约旦皇家研究院（皇家学会）的通讯院士。
上海申办世博会时，朱威烈是申博办的咨询专家，主要工作是为争取阿拉伯国家选票做好联络工作。朱威烈当时经常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联络和沟通。最终，上海申博几乎拿到了全部中东国家的支持票。
上海申博办2002年3月27日特别表扬了朱威烈，说他“为外交游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获得中东国家选票的主要联络人”。
但是朱威烈对此看得很客观。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上海申博成功主要依靠的是上海本身的魅力和我国在当地的形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起了些牵线搭桥的作用，提供背景资料，增进双方的了解。”
他总是很忙。“对我来说不存在假期，不存在周六周日，因为事情总得做完，尽管没有人催。这是我自己的定位。”当被问及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最忧虑的是我国年轻一代中东问题研究学者的成长，因为我毕竟年纪大了。”
对青年学者，朱威烈的期望是：“要有很强的国家意识，要掌握我国的方针政策，也要获得对方国家的认可。科研能力很重要，开展交流要有学术积累，学术成果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王慧卿）
朱威烈档案
●1941年出生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入上外任教至今
●1978~1980年，国家公派赴开罗大学进修
●国务院突出贡献特殊津贴获得者（1991年）
●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我国阿拉伯语言文化教学、中东问题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约旦皇家研究院和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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