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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创新思想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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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6年07月17日 01:35 http://www.china-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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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上海召开之际，本版《名校校长访谈》栏目再度推出中外知名大学掌舵人深度对话。即日起，还将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等校长访谈陆续与读者见面。
本报记者赵何娟发自上海
安德斯（A n d e r s F l o d s t r o m）是瑞典皇家工学院（KTH）院长，也是个球迷。他总爱拿足球比赛来比喻自己的生活，从最前沿的物理研究，到学校“最高长官”，他形容自己的转型就如足球场上的斗士，年轻时在绿茵场一线作战，过了运动员生命期，转而做教练，但无论是做运动员还是教练都要尽最大努力。
十多年校长经历，他都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所欣赏的品质：“我最喜欢的学生，是能够尽心尽力的学生。”
瑞典式学、产、研
面对这个步伐似乎已经有点沉重的校长，很难想象他除了担任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还同时是该大学成立的同名公司（KTH）的董事会主席，同时控股一家隶属于该大学的风险投资公司。
校长、企业家、投资者这三个身份，在安德斯眼里，是完全不同的，而又目标一致——努力将大学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
KTH公司正是基于市场需要而为该大学成立的。作为KTH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安德斯每年要组织3~4次董事会，紧密跟踪和监督公司进程。虽然公司运作由CEO具体执行，但他首先要选择最合适的CEO，并且在公司运作中监督对KTH的品牌维护，不能让公司做出有损KTH学院声誉的行为。公司的所有项目转化，都必须对教学和科研有益处。而在KTH学院控股51%的风险投资公司里，安德斯必须要慎重地选择投资项目。
安德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大学只能做科研与教学，公司则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
KTH学院还成立了好几个小公司。“一些项目在做大后就完全可以向公司化转变。”安德斯说，他之所以能同时扮演好这些不同的角色，也正是与这种产业化机制有关，“表面不同，实际是一致的。这是一种联合机制，能够将大学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到产业中。”
近年来，皇家工学院、隆德大学、林雪平大学都成立了大学的企业控股集团、风险投资公司、工业基金会及有关企业共同成立的种子基金公司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
因此，安德斯提出：“必须建立一个提高产业能力的结构，以提高国家创造新方法和新产品的能力，进而提高创建新公司的能力。”这种发展只能通过大学、产业部门、基础设施、环境、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实现。
“我还在想购买一所中学，培养并向瑞典皇家工学院输送数学等方面的专才。”安德斯直言不讳地说，目前大学里顶尖人才有限，希望能够通过办这种专才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形成人才培养“一条龙”。
瑞典是个高福利国家。安德斯担忧的是，高福利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政府用于每所大学以及大学用于每个学生的投资都差不多，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我觉得并不是很有利，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工程师。”在这一点上，安德斯赞同中国的做法，对不同大学有不同的资金投入。
安德斯很认同企业家的一个观点：“大学不是领导者，而是跟随者，只有企业盈利了，大学才能获利。因此，大学必须与企业合作，了解它们的需求。”
“在旧产品上创造新需求”
“未来新产品的发展趋势将不一定要改变产品，而是改变人们对产品的看法，或者说消费观念，产品实际上仍然是‘旧’的产品。”
安德斯认为，新产品的开发，技术创新将不再占主导地位。公司新品开发，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降低研发成本。因此，兼顾成本低、产品新、技术佳的最佳方式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改变设计和功能。
“未来技术创新的作用将不到50%，虽然一定程度仍然需要技术创新，但大部分将依靠理念创新等其他创新形式，如商业创新、设计创新等。”
整个欧洲的潮流也是越来越看重设计，大家都在讨论，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将是培养设计师。
安德斯也在学校里增开了多门设计课程。
当记者问及，这与目前中国国内对技术创新的重视是否有矛盾时，安德斯解释道，目前中国仍然会把技术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新科技公司不断涌现，对相关工程师的需求量也就很大。
他以宜家为例说道，宜家依靠的只是一种技术，即如何分解家具。而实际如何分解，最重要的是创新的思想，而不是割切技术。
尽管创新已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让安德斯担心的是，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并不会产生新的岗位。很多公司还在不断通过创新手段降低人力资本，减少就业岗位。瑞典有20家大的跨国公司占全国GDP的80%，可以说国家经济非常依赖于这些跨国公司。
因此，安德斯期望的是，能够有新公司不断涌现，而不是仅仅依赖于那20个已有的大型跨国公司。
基础科学与团队精神
安德斯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中国情结，他一边向记者讲述着中国，一边阐述了他的一套治学理念。
安德斯经常鼓励中青年投入基础科学研究，他也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中国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有广阔的范围，而基础科学研究也必须和社会需求挂钩，在科研和工业发展这一点上找到好的平衡点，这是今天的科学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他还建议中国大学增设更多基础研究项目，鼓励学生直接参与到研究实践中去。
安德斯一再强调，创新的先决条件是存在创新“种子”的技术研究，这种创新“种子”只有在学术界和行业公司之间的互相影响中才会成长。在这种互相影响中，学界可以预想出客户和客户需求，这样，就可以把客户需求与研究人员的能力相联系，使双方可以互相沟通，并促使所设想的客户需求概念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我们需要着重强调基础学科，重视那些处于基础自然科学和应用型学科之间的技术科学学科。”安德斯不断跟记者强调。
安德斯指出，在科研中，中国学生的最大不足是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欧洲学生的习惯是项目工作、团队合作和实体工作；而中、印两国的学生都强调个体学习，不习惯小组讨论等集体学习方式。中国学生一般需要至少一年来习惯这种氛围。
从1984年起，瑞典皇家工学院同中国大专院校进行的合作渐次频繁。2002年初，安德斯就把2003年定为皇家工学院“中国年”。
“学校有300名中国硕士，100名博士，10名中国教授,我们学院都快成为‘中国学院’了。”安德斯幽默地说。
安德斯档案
●1944年出生
●1970年，在瑞典林雪平大学工程学院获得理科学士学位。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85年，成为瑞典皇家工学院材料物理学教授
●1988~1991年，担任瑞典皇家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
●1999年，就任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
●还曾担任瑞典知识基金会首席行政官、瑞典工程科学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以及瑞典林雪平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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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安德斯:50%大学普及率目标背后
本报记者赵何娟发自上海
由于刚刚结束一个小时的演讲，当工作人员准备打断《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并提醒安德斯需要休息时，他仍然微笑着说：“没关系，我愿意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如同人们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优雅而认真的校长。
《第一财经日报》：瑞典目前只有不到10%的学生学习理工科，这是什么原因，是否跟社会意识有关？面对日益减少的理工科人才，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安德斯：就如我说过的，现在的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已经大大降低，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对理工科的需求和重视程度，与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瑞典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等要求基本趋缓。医疗、银行业很发达，理工科学生分散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人们对于理工科的热衷。
10%的比例确实太少了，15%~18%的比例比较适中，但这其中的差距暂时不足以影响到瑞典的科研发展。
不过，我认为，这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作为大学，应该努力开拓理工科人才资源，特别在吸引新移民学生和女性学生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作为教师，则应让自己的专业课程更有趣，让人更主动学习。
全社会的大学普及率也还有待提高，随着大学普及率的提高，学习理工科的人数也会随着提高，现阶段大学普及率大概在35%~40%左右，政府目标是50%，只有拥有更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民主社会。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介绍一下瑞典高考评价与选拔机制是怎样的，如何实现如此高的大学普及率？
安德斯：瑞典高考是自愿报名参加，但高考并不是唯一形式。一般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凭高中成绩申请，如果高中成绩合格或者说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直接录取；二是如果高中成绩不够，则可以参加统一考试，也有机会能够录取。
高中成绩合格标准是多少是由配额制度决定的。两种方式录取的学生比例相差不大。
《第一财经日报》：在保证大学拥有持续创新力方面，KTH的教授资源在瑞典一直名列前茅，你们是否有对教授的特殊考核机制和激励淘汰机制？你怎么看论文发表量在教授考核中的地位？
安德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用在创新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基本上都是在使用已有的知识。学术自由是创新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教授论文考核标准上，我从来没有任何指标。有的教授两年发表一篇，有的教授一年能发表五篇，但这五篇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前面教授一篇作用大。
我根据经验制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全校大概有1/3教授是国际领先的；1/3是不错的；另外1/3则将被淘汰，但每个范围里的人不是固定的。
仅仅依靠论文，无法支持许多项综合评价指标，例如，服务社会、企业等。更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行业最新研究状况，真正做出有意义的科研成就。这个成就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与市场紧密连接的应用研究，并且明确自己在其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与定位。
另外，每个教授最重要的比较对象是自己，今年是否比去年在各项指标上有提升。
《第一财经日报》：瑞典政府对科研机构投入及大学科研经费的构成比例是怎样的？
安德斯：政府的科研经费将会分为两部分， 7 0 %投入到研究委员会（R e s e a r c h C o u n c i l）中的各个科研机构。这部分资金采用竞争机制，由各机构递交申请，经过选择获得相应资金。
另外30%则投入到各大学，这部分经费是非竞争部分，基本按照平均方式投入到瑞典各个大学。而同时研究委员会所获得的科研投入也可以用来再投入到各个大学项目，各大学也可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将科研资金再分配。
政府经费投入也只是大学科研经费的一部分，大概占80%~85%。另外大学也会筹集到一部分产业资金，占5%左右；还有一部分私人基金会的投入，占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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