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度捕捞到可持续发展,“三文鱼强国”挪威的渔业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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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至11月是挪威青花鱼(也称大西洋鲭鱼,Atlantic Mackerel)捕捞高峰期。
但一艘名为“伯克兰”(Birkeland)的“豪华”围网捕捞渔船正“懒洋洋地”停靠在全球最大的挪威青花
每年9月至11月是挪威青花鱼(也称大西洋鲭鱼,Atlantic Mackerel)捕捞高峰期。
但一艘名为“伯克兰”(Birkeland)的“豪华”围网捕捞渔船正“懒洋洋地”停靠在全球最大的挪威青花鱼公司Pelagia的加工厂码头。
“伯克兰”如同一间现代化的酒店,专门为船上的挪威渔民提供不同的房间甚至是休息区域,现代化的导航、探鱼、捕捞设备一应俱全。船上的渔民们大多三四十来岁,正值青壮年,他们戴着墨镜,肤色健康……
即便是一年最繁忙的时间段,渔民们也不用长时间待在海上:捕到了青花鱼,哪怕没有装满船舱,他们也会迅速往回赶,因为要保证鱼的新鲜品质卖个好价钱。挪威渔民与用于捕捞青花鱼的“伯克兰”围网渔船。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刘惠 图

挪威渔民与用于捕捞青花鱼的“伯克兰”围网渔船。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刘惠 图

这是挪威捕鱼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和革新之后呈现的新面貌。挪威海岸线长逾10.1万公里,水产养殖业和捕捞业发达,是世界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国。近四十年来,该国渔业走出了过度捕捞、无序经营等问题泛滥的困境,发展成为了全球海洋经济的样板之一。
“我们很高兴挪威政府给本国海洋经济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品牌。”挪威一家中型海产企业莱瑞(Leroy)空运海鲜部团队经理汉斯•伍斯特(Hans Peter Vestre)在位于该国第二大城市卑尔根的总部办公室内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当然我们并不同意政府的每条规定,但就长期的发展而言,这么做(政府实施监管)是对的。”
负责协助渔民拍卖收获所得的挪威渔民销售组织Norges Sildesalgslag销售总监克努特•托格涅(Knut Torgne)告诉澎湃新闻,“不同于四五十年前,渔民现在是这个产业中较为强势的一方,大家为这份职业感到骄傲。”
“追求可持续发展是每个渔业从业者的共识。”他强调说,同时,政府的严格监管同样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专心捕鱼的高薪渔民,多部门监管的“张与驰”
“挪威远洋渔民现在的年收入大概在70万至80万挪威克朗(约合55-63万人民币)左右,是体面的薪水。” 克努特介绍说,“不同于四五十年前……大家为这份职业感到骄傲。”
20世纪60年代以前,挪威渔业虽然总体保持增长势头,但渔民靠捕鱼维持生计并不简单。
1969年发生鲱鱼危机(彼时无节制的滥捕导致鲱鱼的捕捞量急剧萎缩酿成危机——编者注)后,挪威渔业部停止为新渔船发放许可,并于70年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制加上渔船退出补贴和结构性配额等鼓励政策的实施,使得渔船和渔民数量大幅减少。据挪威渔业局数据,1960年,挪威登记渔船数量达到4.2万艘的历史最高水平,渔民约7万人;而2018年的挪威渔民登记人数不到1万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大背景是,挪威1969年发现大量近海石油,石油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优厚收入和工作条件吸引了大量渔民转入石油开采行业。与此同时,三文鱼养殖技术也在70年代取得突破,部分渔民从捕捞转向水产养殖业。
这些变化既让渔民收入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也减轻了捕捞强度,降低了渔业监管的负担。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配额制一直在确保每种鱼类的捕捞都受到全面而详细的限额法规约束。这项被视为彻底改变了挪威渔业的举措,一方面让渔民变成了生活优渥的中产人士,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渔民的反对情绪。
“渔民有时候只是想捕鱼,受不了如此繁杂的手续和规定。” 克努特在受访时坦言,“挪威渔民在收入福利上处于有利的一方,他们同时也是受到管制最严的群体。”
以一个从事远洋捕鱼的挪威渔民为例,他及其所在的渔船首先必须具备双重执照,其次在出海捕捞时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指示,完成被分配的捕捞额度,才能确保执照不被吊销。
由于挪威90%的渔业资源与周边国家共同所有,每年的总可捕捞量以及配额问题需要通过与丹麦、俄罗斯、冰岛等国进行谈判,以此确定渔业资源在各国间如何分配。
随后,挪威贸工渔业部再根据谈判结果为挪威渔民分配份额,同时下达最新的渔业行为规范。渔民在开展捕捞活动时,需准确填写捕捞日志,详细记录捕捞的种类、数量以及时间和地点,并在到岸前一小时通过电子报告系统向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买家企业需要记录交易种类和数量,并将相关统计数据向渔民协会报告,或者直接使用渔民销售组织搭建的拍卖系统。在整个过程中,渔民及渔船需接受渔业部门、海岸警卫队、渔民协会等机构的监管。
Norges Sildesalgslag这类渔民销售组织的主要职能在于,保证渔民能以公允的价格及时卖出自己的收获。该组织运营的线上拍卖系统,可让渔民即时将收获情况通知到卖家,并在回岸的第一时间完成交易。作为回报,该组织从每笔交易中抽取0.65%的费用。挪威渔民销售组织Norges Sildesalgslag销售总监克努特·托格涅

挪威渔民销售组织Norges Sildesalgslag销售总监克努特·托格涅

“这是挪威渔业的特别之处之一,我们虽然最初由政府创办,现在也受到政府的监管,但我们事实上对渔民负责。” 克努特介绍说,“如果你过度捕鱼的话,到头来会影响渔民的生活,影响在海岸上创造工作,影响经济,得不偿失。”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受到严格监管的挪威渔民和渔船也是“轻松的”:除了捕鱼之外,他们不需要担心鱼类的销售、加工以及出口。在政府和各类机构的配合下,渔民只需要完成最基本的捕捞工作。
“大家都希望能够永远利用海洋。只要政府的规定围绕如何捕捞、如何实现产业可持续性,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政府监管的边界和合法性来源。” 克努特说。
新挑战和风险不断,三文鱼养殖模式走向沙漠
挪威1964年建立了渔业部,是世界上最早为渔业设立专门行政部门的国家。2014年,挪威贸工部并入渔业部,变成今天的挪威贸工渔业部,它同时也是渔业管理体系的最上层。2018年被任命为挪威贸工渔业部国务秘书安捷维克(Roy Angelvik)最近有了一个新头衔,挪威渔业和海产部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y for the Minister of Fisheries and Seafood)。
不过,就在他履新前后,专门报道全球水产新闻的暗流新闻(Undercurrent News)9月援引市场数据报道称,挪威水产养殖的三文鱼价格已连续40周下跌。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介绍,挪威商业水产养殖的发展开始于约1970年,如今已是世界最主要的三文鱼生产和出口国之一。由于挪威本身市场容量有限,其90%以上海产品出口到国外,是世界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国。
近年来,随着野生三文鱼逐渐减少,在沿海区域水产养殖发展成为挪威渔业的主要产业,野生三文鱼则用于和人工养殖的三文鱼进行配种。
每个渔场的建立要经过审批和考核,考察海洋指标,评估养殖场会否对环境造成影响;养殖场建成后,如何饲养三文鱼也需遵守严格的规定,挪威政府把控着三文鱼养殖的每一个环节。在挪威,捕捞野生三文鱼已变成一种休闲娱乐而非食物来源。

在挪威,捕捞野生三文鱼已变成一种休闲娱乐而非食物来源。

但新挑战和风险仍然不断出现。2017年,为了保护受到海虱侵扰不断减少的野生三文鱼物种,挪威政府当年10月推出新规,将海岸划分为13个生产区,并根据相关地区野生三文鱼死于虱子的情况,限制产量增长。
据《纽约时报》当时报道,新规引发了养鱼户等从业者的愤怒与反对,包括挪威三文鱼养殖大户美威(Marine Harvest)也称新规并不成熟。
不过,更多的从业者找到了更为积极的对策。美威也选择利用以海虱为食的“清洁工鱼”来解决海虱泛滥的问题,并投资研发了新的技术,用来消除养殖三文鱼逃逸产生的隐患,以及降低海虱的数量。
从业者们开始建造坚固的椭圆形养殖场,渔场周围会采用全封闭设计,可以防止三文鱼逃跑,也能更好地阻止海虱侵袭与扩散。挪威布罗姆公司的三文鱼养殖场

挪威布罗姆公司的三文鱼养殖场

两年过后,挪威政府打击海虱的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据Intrafish网站7月11日报道,挪威贸工渔业部将每条三文鱼的海虱限制数量从0.5减少到0.25。
自2016年收购挪威最大的拖网渔船公司Havfisk以来,莱瑞集团开始在挪威和苏格兰养殖三文鱼和鳟鱼,并且还销售野生捕捞鱼类。对于莱瑞而言,政府带来的压力与保障同在。
今年5月份起,挪威诺德兰郡和特罗姆斯郡海区爆发罕见的赤潮灾害,造成约1.3万吨三文鱼死亡。为弥补生产商的损失,挪威渔业部表示受赤潮灾害影响的三文鱼生产商可根据损失鱼类的吨数,向政府申请免除MTB(许可证允许的“最大生物量”)限制,补偿鱼类损失总吨数的60%,最长期限为五年。这60%的额度可以根据各企业的养殖运营情况和收成计划“自由存取”。
这次受灾的企业没有一家是上市公司。产量下降,价格上涨,像莱瑞一样的大型生产商成为赢家,而来自政府的支持则有助于中小型三文鱼养殖场渡过难关。
“政府介入的系统虽然复杂,但条款清晰。它是可预测的,有这样一个80%你都认同的监管系统,好过今天有一个你100%同意的系统,明天又出现一个你完全不同意的体系。” 莱瑞的媒体部主管对澎湃新闻评价说。
围绕三文鱼养殖建立起的完全产业模式,以及市场及环境的新风险,挪威政府也将目光瞄准海外。美国彭博社9月报道称,挪威投资者控股的迪拜(阿联酋)维京公司正计划建立“沙漠之国”第一个三文鱼养殖项目,目标是到2023年每年向沙特消费者提供多达5000吨的养殖三文鱼;而去年3月,阿根廷与挪威签署了国家水产养殖项目协议,旨在帮助阿根廷南部三文鱼产业的发展。
单边主义影响巨大,中国是重要积极因素
在人类日益被全球变暖、冰川融化、过度捕捞等生态问题困扰的今天,走过三十年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挪威渔业显得更为淡定。不过,在全球贸易单边主义泛起、海产业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挪威政府不断强化“内功“的同时,也在积极向全球寻求新的增长点。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在其发布的“2019全球海产贸易地图”(World Seafood Map 2019)报告中谈到,全球海产品贸易形势可能受诸多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多国贸易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新技术(深远海养殖和陆基养殖)革新,非洲猪流感等问题都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改变行业态势。
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Jens Frølich Holte在奥斯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泛起、英国脱欧局势未定,挪威评估认为今天的外交环境越来越艰难。
“挪威一直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匪浅。自二战后,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在全球得到了扩张和发展,这种情况对挪威而言非常有利,让我们可以通过规则和多边机制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但他接着表示,“现在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增多,对于挪威这样的国家而言,局面会变得更加艰难。挪威是非常开放的经济,因此我们会密切关注全球正在发生的趋势。”
“挪威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并发展稳定的外交关系。”Holte进而强调说。
“2019全球海产贸易地图”也肯定了中国三文鱼市场的巨大潜能。“近五年来,海产品进口国排名没有发生变化,欧盟、美国和日本依旧排行前三;但中国进口增速迅猛,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日本,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三文鱼和贝类的进口量的增加。“该报告写道。
相关数据显示,在2016年底中挪关系实现正常化后,挪威海产局将2017年对中国市场的营销预算从14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17万元)上调至100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837万元),增加近9倍。
2018年,中国进一步扩大挪威三文鱼市场准入,允许南特伦德拉格郡、诺尔兰郡和特罗姆斯郡的三文鱼产区产品进口至中国。得益于此,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量大幅增长。
据英文版《渔民杂志》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报道,今年前6个月是挪威海产品出口历史上表现最好的半年。据挪威海产局数据,挪威2019年上半年共出口130万吨海产品,出口总额为512亿挪威克朗(约合411.6亿人民币),背后主因为来自欧盟和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
然而,挪威海产出口第一大市场欧洲,政局的剧烈变化给挪威的海产品出口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鲍里斯•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后,扬言无论是否与欧盟达成协议,都将带领英国在10月31日前离开欧盟。2018年,英国从挪威进口包括三文鱼在内的海产品共计20万吨,是挪威的第四大市场。
安捷维克日前向澎湃新闻指出,挪威与英国签有“过渡协议”,即脱欧后一年时间维持既有协议不变,挪威海产品的直接出口影响较小,但非直接出口的海产品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作为挪威第三大海产出口市场,中国海鲜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正使其成为挪威三文鱼出口商和销售商的重点目标之一。
安捷维克进一步介绍说,在三文鱼之外,挪威也看到了中国消费者对青花鱼的需求有所上升。这些趋势都被视为新的积极信号,在挪威的海产出口版图中,中国是重要的稳定因素。挪威青花鱼

挪威青花鱼

挪威海产局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总监博薇娅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挪威青花鱼对华出口量为14724吨,同比增长63%,达2.37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9亿元)。在青花鱼的带动下,远洋鱼类的出口量也呈现显著增长。
目前,中国与智利、澳大利亚、冰岛等三文鱼生产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允许它们零关税向中国出口海产。挪威尚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一位奥斯陆资深外交人士9月中旬向澎湃新闻透露,中挪自由贸易协定在多轮谈判后,已取得较大积极进展,希望尽快可向外界公布积极消息。
据中国商务部9月16日消息,中国-挪威自由贸易协定第16轮谈判9月9至12日在武汉举行。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环境、法律议题、争端解决、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机构条款等相关议题展开磋商,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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